葛亮 × 张娟 × 林培源对谈《朱雀》：南京，一座文化古城的时空纠缠
2010年，原籍南京的青年作家、学者葛亮出版了他的代表作《朱雀》，小说通过金陵古都三个世代的家族传奇，勾连民国往事、中日战争、十年动荡、八十年代记忆与新千年前夕气象。
《朱雀》出版后，获得广泛赞誉。作家莫言认为，“《朱雀》是兼有人文地理和灵魂拷问的新型小说”，葛亮“像写自家的家园一样写出了一个他的南京，像写自己的亲朋一样写出了众多的人物”，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推许《朱雀》“徘徊在南京的史话和南京的神话之间，展现的气派为葛亮同辈作家所少见”。
2021年，译林出版社推出了包含温度的《朱雀》十周年精装纪念版，作者重新作序修订，收录《朱雀》珍贵手迹。
2021年，群学书院联袂梅园经典共读小组，邀请葛亮与青年学者张娟、青年作家林培源，以线上共读的形式，围绕《朱雀》进行了对谈。梅园经典共读小组创始人许金晶主持了论坛。本文为论坛发言摘要，由小组志愿者吴思瑾、叶玲玉整理。
《朱雀》
一座文化古城的时空纠缠
文 | 吴思瑾、叶玲玉
城市，不只是一个日常生活的空间，更是一个承载了居住者情感记忆的容器。时间流逝，一些共同的、深厚的、恒久的存在被筛选出来，层层堆叠在城市的根基之上。离开的人，留下的人，回归的人，他们与南京这座古城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与时空交融缠绕在一起，成了这个城市历史的一部分。
《朱雀》十年
自《朱雀》问世以来已有了三个出版版本，对比《朱雀》不同版本的宣传话语，我们可以从中体味到这本书在不同人眼中的解读和凝练，颇具意义。
第一个版本，是作家出版社的版本，宣传语为“书写城市，续写一个时代的故事，重构古都民国千禧丰饶人文版图”。在六年之后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版本，则是“《朱雀》之于葛亮，正如红高粱家族之于莫言”。在最新的《朱雀》十周年译林出版社出版的版本，我们看到的是“斑驳古都的青春底色，三个世代的家族传奇，重温二十世纪南京往事”。
三个版本的变化之中，写作者的经历与体悟也在不断地变化。葛亮在沙龙伊始，先叙述了写作《朱雀》的初衷，在这十年之中对他长篇处女作的回望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再判断和再思考。
在写《朱雀》之前，葛亮已经在香港生活和学习若干年，乡情随着时间日益炽烈，南京的影子始终在他的内心中飘荡，写《朱雀》实际上是一种呈现情感记忆的方式，也是一种他回馈家乡的内心需求。整本书用了五年得已完成，那时葛亮也是年届而立。对作者来说，整个创作过程是对一段厚重历史的梳理和躬身反照，这既是一种对看似熟悉的历史的再次挖掘，也是一次对写作者和学者的双重角度的深入探索。
葛亮
小说第二次出版时也是新作《北鸢》的创作完成之时，能以南北书的形式将这两本书一同展现在读者面前也是一种奇妙的缘分，这个时间节点还有一层重大意义：实现了葛亮在写作的不同阶段中的自我对话。一本着眼于家乡，一本着眼于家族，所谓家为心安之处，南北书展现了家与家族间的相互呼应。
第三次由南京的译林出版社出版，对于《朱雀》而言也有了一种回归家乡的特殊意味。葛亮为此特别撰写了一个十周年的自序，再次梳理了他对于南京这十多年间的变化，也囊括了他对于人生的新鲜丰富的感受。
南京的时空缠绕：
城市文学的现代性与地方性
在谈及最初阅读《朱雀》的感受时，张娟提到了新版《朱雀》中的自序。她对葛亮所描写的南京感到特别熟悉，朝天宫、兰苑剧场、柴门等都是她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部分，它们串起了南京这座城市文化与情感的诸多生活片段。某次离开南京前，她穿行过南京的中心，从中山南路、新街口，一路向前。南京刚刚下过一场雨，充满六朝烟雨的氛围。在这个看似日常平淡的特殊时间节点，这座城市突如其来地展现出独特的人文之美。南京的美不仅仅在于现代的公共空间，更在于它的独特的人文氛围与城市记忆。这段经历也是她更能理解葛亮在这部小说种所注入的不一样情感的一个原因。离开之后，回望一座我们曾长期居住的的城市，时空的转变会导致我们视角的转变，我们会以一种他者的眼光去审视、抚摸这个城市最动人的部分。
20世纪40年代南京旧影（摄影：海达 · 莫理循）
张娟认为“空间”这个概念是贯穿于葛亮小说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在阅读《朱雀》这部小说时，读者会不由自主地留意到作品中所提到的空间。对于张娟而言，这些空间并非冰冷冷的名词，而是具有情感记忆的、与真实生活相重合的一个个地点。通过阅读小说，她仿佛再次穿行于历史与现实的南京城，历史和当下都是如此动人，城市似乎是一个永恒的存在。
相比于《朱雀》本身具体的故事情节，张娟认为南京这个城市才是真正的核心。世界瞬间万变，人事变迁，然而南京的根基永远巍然不动，气质恒久。葛亮选择用具有时代性、标志性的历史事件去展现南京似乎是一个必然，南京所具有的历史、文化与背后的精神气质以及我们对它的理解方式，注定了我们只能用这种方式才能将它更全面地展现。
20世纪40年代南京街头售卖蒸儿糕的小贩，这种小吃至今风行（摄影：海达 · 莫理循）
张娟还将《朱雀》与《北鸢》进行了一个对比。《朱雀》含有基于真实历史脉络上的个体虚构，展现了南京城经历的种种重大的历史事件。而《北鸢》采取了另一个方向的书写方式，通过深入到常人生命中的肌理，让人产生一种温情而熟悉的感动。虽然《北鸢》书写的并非南京，但在张娟看来，《北鸢》是一个飘向了北方的风筝，这本书的根依旧在南京。从这点看，《朱雀》和《北鸢》是书写南京的一体两面式的镜像。葛亮在整个创作版图中已经形成了一种全景式的地方志书写，归根结底是有南京的根在他心底。由此四面八方地延展开去，他才可以写出其他城市的地理志和百科全书。
林培源和葛亮之间也有着多年的缘分，同为学者和作者的双重身份让他对葛亮的作品有不一样的视角与感受。林培源认为“距离”是贯穿于葛亮的作品中的重要元素，这个“距离”是物理和情感上的双重距离。在回望故乡、书写故乡上，葛亮的作品与二十世纪的中国乡土文学一脉相承。《朱雀》的与众不同之处是葛亮把这种传统的、模式化的还乡情节进行了一个改写。他选择一个异乡人——华裔青年许廷迈——作为溯流的主体。许廷迈获得一个到南京交换求学的机会，从被动到主动地慢慢进入南京这座城市的空间里，漫游在城市中，他的心灵与精神不断地得到滋养、生长。
另外，《朱雀》在某种程度上浸润于成长类型小说中常有的一种游历模式——秦淮河、夫子庙、中华门等诸多南京地标在书中反复被提及与描写。在这个模式下，人与空间的关系会显得尤为紧密。对空间的书写是对写作者极大的挑战，作为南京的孩子，葛亮在《朱雀》中无拘无束地通过熟悉的回忆与感受建造这个世界。但在如《瓦猫》等些其他作品中，当葛亮尝试去描绘一个相对陌生的世界时，作为一个异乡人，他却能成功地寻找到一种在地的情感，一种在地的姿势，然后进入到文学空间将这些所得编织为一种“小说的地方志”——这方面葛亮的书写显得尤为出色，借此我们得以窥见他应对写作挑战的魄力。
20世纪40年代南京外秦淮河旧影（摄影：海达 · 莫理循）
张娟和林培源在叙述时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空间”这个概念。城市文学相对于乡土文学，在天然上就具备一种现代性的意味和特征，而两位却都能在《朱雀》中感受到一种城市文学的地方性，是与其本质有些矛盾和冲突的。
对此，葛亮坦言在《朱雀》的写作之中，他其实并未刻意着眼于空间概念。在小说中汇入南京重要的文化地标是他一种下意识的反应，可以说是在顺其自然中完成了小说中空间和时间的缠绕。他还引用到了福柯关于时空的论述，认为空间与时间无法分裂开观察，空间无法摆脱、消除时间对其的洗礼，而从这个角度来说，南京是一个非常好的文化切片，一个城市文化的样本。
对于葛亮来说，南京像是一个时空的断层，时间对于南京空间的改变是包容而温和的。虽然在香港已生活良久，但近乡情怯对于葛亮来说仍然是一个近乎从未有过的经历，一方面是因为他频繁地在两座城市中往返，而另一方面，归因于南京凝滞的、缓慢的时空变化。《朱雀》十周年的序言，也表述了葛亮通过这些时间节点，感受到了南京“常”与“变”融合的城市内核。
在南京夫子庙，有一个清真老字号饭店“奇芳阁”。葛亮在即将离乡求学时，这个传统餐厅因为经营入不敷出，将楼层租借给麦当劳经营。“我看到了上面还是老字号的彩招飘摇，下面却是一个金黄的、巨大的‘M’。这种对撞感是如此强烈，突然之间，这样的一种后现代的、拼接式的景观，以一种具象的方式冲击了一个青年的视野。”葛亮这样描述这个景观给他的视觉和情感上带来的震撼，这也引燃了他内心深处为家乡写作的冲动。在十多年后，葛亮回到南京，意外地看到奇芳阁已经把曾经租借给麦当劳的楼层收回了。失地复得的奇芳阁在某一个角度上，完整地还原了葛亮这一代南京人对过往南京的印象。事实上，在过去的这段时间，国风运动的兴起，传统文化的复潮，让南京的怀旧氛围得以保留。
20世纪20年代末“新奇芳阁”
南京第一家麦当劳租用奇芳阁店铺
葛亮认为，空间在他的作品之中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一个故事情节的载体，也是一个放置情感与时间的容器。空间与人以一种贴肤的方式并行，它的具象变化伴随着人入微的感同身受。
张娟谈到从葛亮身上也能看到中国文学史上其他作家的影子，其中沈从文与葛亮有着相似的写作历程。沈从文走出湘西时，现代的城市空间给了他很大的震撼体验，由此开启了他的城市小说的写作。在写作渐趋成熟之时，他又回归家乡，用一个新的视角去审视、重识家乡。葛亮从香港到南京，再扩展到北京、昆明等地的地方写作，出走之后在以“异乡人”的视角重新审视自己的“家城”，也有类似的写作脉络。
针对葛亮说的“时间和空间上的缠绕”，张娟认为归根结底，书写一个城市的本质上也是对人的一个写作，描绘空间的根源还是在于对人有一种更深刻的认识。探究一个城市，我们要探究它的空间逻辑、情感逻辑、政治逻辑、文化逻辑时，而在这背后主宰这一切的依旧是人的存在。
张娟认为葛亮善于书写南京的精神特质。面对已有大量文学珠玉在前的南京城市书写，葛亮选择了一个另辟蹊径的点，来注入南京的文化灵魂。《朱雀》中，《儒林外史》中的一个故事被反复提及：才子杜慎卿与友人同游南京雨花台，见到两个挑桶的，挑了两担空桶，歇在山上。这一个拍那一个肩头道:“兄弟，今目的货已经卖完了，我和你到永宁泉吃一壶水，回来再到雨花台看看落照。”杜慎卿笑道:“真乃菜佣、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一点也不差!”
葛亮的《朱雀》也把握到了这个六朝烟水气，南京的现代性的描绘是用其背后的古典作了底色。但现实生活中，南京很多城市设施只是在借用这种六朝烟水气的意象，并未真正回归古典——当代的生活已经很难回归古典，我们只能复刻古典。在书写这个城市的过程中，写作者不仅要写出城市现代的一面，更要展现这个城市隐微的古典与当下生活的混杂。举例来说，《朱雀》中的章节标题就是一个值得品味的古今交错之处，也是一个典型的时间和空间的缠绕表现：每一章的标题都是七个字，在格式上有一种古典的规整，在内容上却是后现代符号的错综表达，文字错落有致的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
20世纪40年代南京街头代写书信的摊位（摄影：海达 · 莫理循）
南京的现代与后现代混杂的气质，也内化在了小说人物的身上。雅可，《朱雀》中的一个南京青年，他的生活是一种全球化背景下的丰富展现，他不仅读福柯和列维斯特劳斯，他也看日本动漫和推理小说，但我们依旧可以在雅可身上看见南京的古典气韵，他隐隐约约的颓废气息也像是中国魏晋六朝的遗风。
葛亮善于寻找不同城市的空间的差异性，他对空间与时间缠绕处的洞察和捕捉非常敏锐，这是他能写出不同城市精神与本质的来源。不论城市怎么发展，城市内核中传统的命脉，所谓的地方性，是一直不变的。古典是恒久的，现代是一种变奏。
20世纪40年代南京旧影（摄影：海达 · 莫理循）
林培源认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感知城市的时候会更注意它经历的频繁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带来的冲击。这是波德莱尔描述的“现代性”的外化特征，“过渡、短暂、偶然”，深刻的凝视后，才能发现遮蔽表层底下的现代性的本质。然而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会带给人们不一样的感受，城市的特质与人生活其中的姿态，都在文字中做了取舍。他注意到葛亮的很多作品都有描绘过乡土的人情伦理与商业的丛林法则的矛盾和对撞（如《七声》和《绘色》中的一些篇目），让城市与人的内在关系更直观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也更具阅读本身的韵味，避免了一种浮光掠影的游客式的阅读体验。
符号和人物的南京影子
葛亮擅长运用符号化的叙事表达，在《朱雀》《北鸢》和《瓦猫》几个重要作品中，都以一个核心的符号元素作为小说的标题，同时也是一个贯穿小说的叙事线索。葛亮认为符号意象的来源是对写作的一个聚焦，通过符号意象的定位，延展开小说的情节与人物，最终形成一个清晰的写作轮廓。
《朱雀》意象选择与南京这座城市背后的历史与所赋予的人文意义息息相关。朱雀，四象之一，五行属火。南京，历经过困难，却不断地在涅槃重生。这种浴火重生的内在气韵与朱雀不谋而合，比起其他三象，朱雀更能凸显出南京巨大的包容力与坚韧的城市性格，也有力地体现小说中三代人向上挣扎的生命力。
朱雀本身所具的轻灵意味与它的炽烈是一种矛盾，而南京也是一个矛盾集合体的城市。南京的文化风貌的形成有着南北交融的痕迹，它有南方的温和，也有北方的铿锵。南京是坚定的，有说一不二的气韵，同时又有信马由缰的随性。葛亮还以南京话做了个以点带面的说明，南京话的前身金陵雅言与邻近的吴语区大相径庭。葛亮认为南京是需要一种文艺感的，这种文艺感深入于日常的世俗当中，又与其隔着一个若有若无、若即若离的壁垒。对于雅可这个角色，葛亮认为他身上有六朝烟水气的复现。雅可与现代生活格格不入，过于自我的表达，刻意与现实树立的壁垒，都是南京一部分的体现。
《朱雀》里的她们
《朱雀》的主角们，南京女性与南京的矛盾气质一脉相承，她们既有江南女子的柔美，也有北方女子的气势与飒然。《朱雀》中的女性并非江南园林式的柔弱女性，她们独立、勇敢、决然，又有一种审时度势的坦然与平衡。葛亮小说中的女性都展现了一种主动和清冷气质，以及强大的精神特质，这些都具有一种象征的意味。
张娟谈到《朱雀》中的泰勒的一句话：“这城市是叫人亡国的。亡的是男人的国，却成就了许多女人的声名”。她说，在此之前许多学者都批判过红颜祸水这一说法，把罪名强加在女性的身上，这是父系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和掠夺。泰勒的话则是从另一个角度去看这个事情，很多女性通过亡国的故事获得了自我的身份，在历史上刻下了自己的名字。这展现了南京独特的阴性的一面，也是这个城市女性化的一面，是一种女性的坚韧在下面支撑着这个城市。
20世纪40年代，南京，年轻的母亲与她的孩子（摄影：海达 · 莫理循）
张娟还提及在海外华文和海派小说的写作中，女强男弱的现象很常见。常常展现了女性如何在逆境中以一种柔韧的姿态重新站立。由此，她与葛亮就两个问题进行了探讨，一是《朱雀》的女性形象的象征意味是否大于现实意义。二是在这几个女性的性格特质背后，葛亮是否有一个想象中的理想人物。
葛亮认为，女性在中国传统的伦理架构里是被边缘化的，在这个位置下女性往往会有一种背水一战的决绝。选择女性来作为叙事主体，则会产生一个大历史和小历史之间的联结。
在香港上课时，葛亮曾以李碧华的《胭脂扣》作为例子，来探讨为何以这样一个极度边缘化的角色作为主体来叙事。这其实是以一个柔韧的方式进入大叙事的历史脉络，进行一种有格局的改写，与过去的叙事传统形成了呼应，借此完成了女性和男性在一个相对平权的角度进行对话。葛亮选择三代女性来作为《朱雀》的叙事主线也是基于这样一个初衷，在民间生长得更有力量的，常常是女性。
电影《胭脂扣》剧照
不在场的作者
在场的文学
林培源认为写作者生长的城市空间会决定他对这个世界最早的感官感受和理性思考。对写作者而言，如何通过自己有限的经验将写作世界拓宽成更广阔的天地极具难度，也极需功夫。葛亮用一种格物的精神去对待这大千世界，再去为小说添砖加瓦，构建出细致入微的故事网络。对比葛亮的不同小说，可以看见葛亮在写作生涯中一直不断地追溯着中国文化的源流，葛亮小说里的城市性、现代性甚至后现代性，是用一种古典的传统去串联起来的，而这些并非只是在小说表面的情节运行，还代表了背后蕴含的深刻的格物精神。
不管是《朱雀》《北鸢》还是《瓦猫》，都有非常宏大的文学视野和格局。其中有对于各种文化符号和意象元素的纷繁细致的描写以及赋予在场感的历史的还原与续写，这不禁使人好奇：葛亮是通过什么方式去达到一个尽可能的在场感，尽可能地还原与书写历史的？葛亮的回答依旧表现了他作为一个写作者的责任心与使命感，他把写作前期的准备工作分为“案头”功课和“田野”功课。作为一个传统学院里的研究者，要通过做笔记的方式去记录、去思考，以及实实在在地去观察、去接触那些活生生的人与物，唯有如此，最终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才是一个完整的南京气氛的小说《朱雀》。
问答精选
问：葛亮老师，您好。在阅读《朱雀》时，我特别喜欢的一个人物是赵海纳。我觉得她相比起主角程囡、程忆楚、叶毓芝，身上更具有一种力量美，这可能跟她的政治身份、她的人生履历有关。赵海纳和叶毓芝之间的友谊我也非常欣赏，所以我想问葛亮老师，您当时在创作赵海纳这个人物时，是不是也对她寄予了一定的理想和期待？这个人物是不是也是您在刚刚的分享当中说到的，南京的这种女性有相当的自主性，有一种坚韧的精神？
答：赵海纳这个角色，在《朱雀》整个的人物谱系中是比较特别的，因为她的身上存在着某种反差跟对撞。她是一个女性，但她将自己嵌合进了一个所谓的父权的权力体系当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角色呈现出了一种性别的二元性。一方面，赵海纳和叶毓芝是同窗，她对叶毓芝有一种女性间的惺惺相惜；另一方面，她作为一个权利的拥有者，身上又缠绕着一种来自于父系传统的、非常深重的霸权感，比方说在关于程忆楚的收养权的争夺中，赵海纳和程云和之间形成了一个相当惊心动魄的博弈，而这个博弈实际上不仅仅是来自于性别层面的强弱，也来自于权力和民间之间的竞争。
赵海纳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特别是到了她晚年的时候，在权力的波动流转过程中，她本人的命运也走向了一个相对暗淡的终点。她身上的起落，也提示了我们去体会个人在城市政治和时代波动的力量下会出现怎样的变化；人在情感的层面，内心会有怎样的纠结。
总体来说，赵海纳在这个小说中是一个非常悲情的人物，这个悲情不仅仅只是对她个人命运的一种指示，更重要的是，她也是一个时代，或者说是有关于这个城市的某一个断代的缩影。
问：刘俊老师最近有一篇论文，认为您对民国时期的南京情有独钟，并且几乎所有的文学书写都有民国氛围的影子，如《飞发》里上海理发和香港理发，文本更欣赏具有民国氛围的上海理发，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我发现您的南京、香港等城市书写，都主要描写民国等历史时期的“常态”，以及人们如何在时代变动中凭借“常”而应对“变”，您是怎么看的呢？在读《瓦猫》时，我的脑海里一直浮现的是电影《无问西东》，您认为二者有什么联系吗？谢谢老师！
答：在我的小说中确实十分强调常与变，因为我觉得这是构成任何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完整文化体系的两个轴心。变是我们都看得到的全球化的席卷，我们依赖于网络带来的功能，能够在同样的时间节点上发生对话，在一种相当快捷的情形之下，就完成了信息的输送与接收。
另一方面也产生一个问题，就是同质化。从传播的角度，因为信息尽快地释放，短时间内得到了一个最大范畴内的扩张。比如有一个流行歌手发行单曲，在我们以前成长的时代可能要依赖于CD这些实体化的东西才能够传播，但现在通过网络全球可以同时接收到这首歌。同质化的负面影响是很多东西没有经过一个长期的沉淀，让我们有一种目不暇接的感受，我们始终处于一个“变”的状态中。
在这种情况下，“常”就显得非常的重要。因为“常”背后所代表的的价值、观念甚至是审美共识都是比较恒定的。
作家沈从文的作品也是在处理常与变的关系，在《长河》中，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空间意象，是一个码头。码头在辰水流域中是一个消息的集散地，能够非常快地在一个乡土的环境中将消息传播开去。这种消息的传播实际上有两个不同的空间，一个真实的空间，一个抽象的空间。
比方说，过去的新生活运动在一个封闭的小镇上怎么样去开展，大家都有很多的想象跟探讨。但由于小镇的人们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就起到了一个中流砥柱的支撑作用。一种所谓的伦理环境，乃至于一种所谓的宗法制度环境，实际上都在为“常”而背书，“常”才能与“变”形成一种分庭抗礼的局面。
我觉得在当下，更多的还是需要我们有一种内在的坚定与持守，这也是我写匠人系列的一个出发点，在匠人的身上我们仍然能够看到常的一面。作为一个小说的创作者，我在这个题材上徘徊了很久，也无法明确地说常必然会遭受冲击，走向式微。其实常也会用一种出其不意的方式重现他的生命力，比方说文创，比方说缙绅化或者城市空间活化。我想起南京的一个被称为伪传统的城市空间，老门东。老门东我也去过，其实他的名称是很有渊源的。但是这个地方实质上是一个现代商业化的空间。我对它的存在并不完全抱有一个悲观的态度，即使在物理空间上它可能有种种不足，或者是有太大的商业初衷。我还是希望我们去努力，去保留过去的一些部分。
问：葛亮老师好，我读您早期的作品《迷鸦》到近期的作品《瓦猫》能感受到文风气质与叙事格局有较大的区别，您能简单谈谈对写作历程中风格转变的自我体悟与理解吗？
答：这个问题非常有趣，《谜鸦》在台湾得奖已经差不多是15年前的事情。那段时间对我而言十分重要。《谜鸦》里你能看到青春的一种锐利感，这本书里的每一篇作品里我都有在尝试不同的风格，可能是受到了西方一些创作技法的影响，会希望在自己所关注的题材上展示不同的风格。
经过了一段时间后，在《朱雀》里我开始真正地关注到历史，这种关注对我后期的影响是很大的。在这里我可以开始把个人的探索逻辑有机地转化为一种历史的逻辑。我会更加的倾向于在历史的逻辑这样一个巨大的存在外，去做一个隐身者。这种隐身不代表没有观点没有立场，而是去借由一种对时代的铺排流转以及对于人物的具体塑造，去表达我的观念和立场。这个可能就造成了我的文风和气质，甚至于书写格局的一个变化。
其实在更早，我的父辈对我的阅读有引导。我那时看了不少的中国的古典笔记小说，像《阅微草堂笔记》。后来更多地接触到一些历史的题材，这些阅读对我后期的语言审美和叙事格局都有形成一种更大意义上的推动作用。这可能就会在读者整体的阅读体验中变得很明显，能清楚地感觉到一种风格的转变吧。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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