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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演纪要 | 李路路:转型中国社会态度的变迁

李路路 群学书院 2020-10-20



2020年5月27日,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社会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李路路在福州大学2020年社会学空中讲堂发表了题为《转型中国社会态度的变迁》的线上演讲。讲演者以2005年—2015年十年间的调查数据为依据,认为总得来看,中国社会大众的社会态度变迁的向好趋势占据了主导地位,但也要注意,在这个处于变动的时代,希望与风险是并存的。
本文为演讲纪要,由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李昊锐整理,未经演讲者审阅。作者同名论文,参阅《李路路、王鹏:转型中国社会态度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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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中国社会态度的变迁

讲演 | 李路路

整理 | 李昊锐




社会态度主要是指社会大众对外界事物的感受、评价及行为倾向的心理状态,是一种情感性的、潜在的、分散的观念意识。社会态度是了解、认识社会行为的中介,因其侧重于对事物的情感性评价,因而有着更强的行为倾向性,从而更加直接地与社会行动相关联。社会态度是社会的“晴雨表”,是分析和测量社会变迁趋势的重要工具和指标,作为“民意”,对于把握社会思想和行为动态、推进治理具有重要意义。从现有的研究来看,人们多从经济体制、社会治理和社会结构等领域研究社会转型,但较少关注社会态度的研究,即使有所关注,也多限于理论和概念层面的探究,或囿于某些特定群体。


基于上述原因,我的研究聚焦于2005-2015年中国社会大众的社会态度变迁的趋势、特点和原因,试图回答两个议题:


其一,中国大众社会态度变迁的模式(形式)是越来越一致呢,还是不一致?甚至是“分裂”或“尖锐的两极化”?原因何在?


其二,中国大众社会态度变迁的方向(倾向性)是越来越积极、包容、开放呢,还是越来越消极、封闭、保守呢?原因何在?



变迁模式(形式):一致还是对立?



一般认为,社会态度变迁趋势有如下三种模式:



一致

差异

对立

整体形式

一致

从差异到可能一致

两极化

内部结构

差异缩小

差异持续,最终可能缩小

差异增大到极致


变化原因

城市化

大众传媒

教育标准化

社会流动

年龄

性别

教育程度

社会经济地位

两党政治

贫富分化

种族分隔

移民


为了回答中国社会的情况,首先分析基于分析社会态度模式变迁的三个基本维度的内涵和分类:


(1)认知:对于自己或外界事物的主观感知和判断,从对象上分为自我认知和社会认知。


(2)情感:即对某些事物的喜欢或厌恶,赞扬或贬斥等,从对象上可分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


(3)行为倾向:即行动意向,包括谋虑、计划、企图等,体现于行动者对于某项行为的支持与反对或行动意愿,根据行为发生领域分为私人生活领域行为倾向与公共领域行为倾向。将三个态度维度分别操作化为:


维度

操作化

认知

自我认知

个体幸福感

社会认知

结果公平感

机会公平感

社会信任感

情感性评价

私人生活领域

社会公德感

公共生活领域

对政府责任的满意度

行为倾向性

私人生活领域

对“未婚同居”“同性恋”等行为的反应

公共生活领域

政治参与度


借助分别以户籍、受教育水平、职业为划分依据形成的有可能影响社会态度一致或对立的群体结构,对数据进行分析发现:


公众对于个体情况认知的群体间差异在缩小,而对于社会状况认知的群体间差异却呈现扩大趋势;


城乡户籍及职业群体间在社会公德感的情感性评价上差异在减小,不同教育程度群体间的差异则略有上升;


对政府满意度评价的差异化趋势非常明显,显示出不同群体对政府评价的异质性增强。


社会态度变化的一致性与差异性在三个维度上都同时存在,但没有出现两极分化或破裂的现象。一致性更多体现在个人认知或私人领域的情感性评价,例如,个人幸福感、社会公德感、婚姻和性等;而差异性则主要体现在公共或社会领域,例如,对社会公平、社会信任、政府责任等;私人领域中呈现一致性,公共领域中成现差异性,这点值得我们关注。


另外,在公共领域中,在政治参与(村/居选举)上的一致性和其它领域的差异性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点也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方向(倾向性):积极还是消极?



分析态度方向性(倾向性)变化也有三个层次:


(1)个人层次:社会大众基于个人层面上对生活状况及其变迁的倾向性态度;由生活幸福感和自我地位评价两个基本指标构成。


(2)社会层次:社会大众基于社会结构层面上对于社会状况及其变迁的态度;我国社会转型最重大的变革之一是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相对地位的分化和变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焦点问题是社会资源分配问题,而这一议题则由以收入差距为核心的结果平等和机会平等两个主要方面组成。


(3)规范层次:社会大众对于社会价值观的态度;在我国,社会价值观的最大争议是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争论,包容差异、尊重自由和个人主义是自由主义价值观区别于保守主义的显著特征,用性与性别、个人自由和国家作用(权力)三个指标衡量。


根据数据,分析得出大众社会态度取向十年变化的趋势是:


在个人层面上,居民生活幸福感明显地提升,自我评价也同步显著提高,对自我生活状况的综合评价十年间一直是上升的,且呈现出越来越积极的取向。


在社会层面上,对于收入不合理性的认可度有所提高,但不同群体之间存在差别,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机会公平感的评价出现了明显下降。


在社会规范层面上,对性与性别问题、个人自由的支持态度均有显著上升,呈现出明显的自由主义倾向,同时,政府作用强度的支持度在下降,也显示出相对自由主义的特征。


整个社会的社会态度取向的变化趋势是越来越积极,越来越包容,越来越自由的。


对这种总体取向的形成机制有两种可能的解释:


一是文化的解释,即社会整体的文化价值观改变,人们达成了共识。


二是结构的解释,即特定的社会群体和人口结构影响了社会态度的总体取向。结构解释也有两种可能性:一是世代更替(结构替换效应),即宏观水平上的人口结构变化是影响社会态度取向变迁的主要原因;二是涓滴效应,即特定群体引领了社会态度的倾向性变迁。


十年间中国社会态度的总体取向的变化并非是同时的、跨阶层的,而是受到不同社会群体的影响,因此,结构的解释更适合分析中国社会态度总体取向变化的形成机制;不同群体之间在总体态度倾向性上差异的变动,是推动总体态度倾向性变迁的主要机制,因而“涓滴效应”是影响总体态度倾向性变迁的主要机制。


我国总体态度倾向性的变迁是矛盾的、不平等的。出生世代、受教育年限、户籍类型和职业地位是推动总体态度倾向性变迁的主要结构性因素,而涓滴效应是影响各项总体态度倾向性变迁的主要机制。在部分热点问题上,群体间的总体态度倾向性差异有所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总体态度倾向性两极化的风险,涓滴效应也许会弱化。

 

总得来看,中国社会大众的社会态度变迁的向好趋势占据了主导地位,但也要注意,在这个处于变动的时代,希望与风险是并存的。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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