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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园区创立前后1

陈焕友 导盲犬C
2024-09-22

本文是原江苏省委书记陈焕友在2008年写的回忆文章。作为亲历者,陈老披露了一些有趣的细节,除了具有史料价值,对行政工作和招商也有启发。当然,对园区的开发也有不同看法,比如梁鹤年先生认为,苏州园区70平方公里良田都被征用有点浪费,他赞同天津滨海新区与新加坡合作改造废弃地和盐碱地来建新区。南京的江心洲后来也与新加坡的机构合作开发。

中国和新加坡合作共建苏州工业园区,是改革开放史上的一个创举,是国际经济合作的一个成功范例。自1994年2月26日中新两国政府正式签订合作协议以来,14年弹指一挥间,苏州工业园区已经成长为一个以高新技术为主导、先进制造业为主体,现代服务业、科研教育和社会事业协调发展的新型工业化示范区,成为既出物质文明成果又出精神文明成果的现代化、国际化、园林化新城区,成为江苏、全国乃至在国际上都有重要影响的对外开放窗口。

CCTV连续点赞苏州工业园区!

友好交往 抓住机遇
1990年4月,我国向全世界宣布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重大战略决策。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时发表重要谈话,为新形势下坚持改革、扩大开放注入了强劲动力。同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中国的改革开放掀开了新的篇章。

1992年9月下旬,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副总理王鼎昌应邀访问中国,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和时任总书记江泽民、国家主席杨尚昆会见后,提出要到江苏的无锡、苏州看看。外交部通知我省做好接待安排。

邓小平同志倡导借鉴新加坡的经验。当时我是江苏省省长,很想学习新加坡快速发展、社会管理的经验,为江苏建设提供借鉴。我与时任省政府秘书长段绪申、省外办主任吴冬华等同志一道,赶到无锡硕放机场迎接李光耀资政一行,9月30日和10月1日全程陪同,先后在无锡、苏州参观考察。
90年代初的江苏经济,刚刚走过80年代被邓小平同志称之为“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大发展阶段,正在实施接轨浦东和沿江、沿海、沿东陇海线“三沿”发展战略,着力发展开放型经济。同时,我们还在酝酿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提高职业教育水平、加强干部培训工作等提高劳动力素质、培养各类人才的方案。在经济体制加快转轨,开放型经济蓄势待发的重要时刻,接待好李光耀资政一行,当面请教新加坡发展现代经济的理念和国际先进管理经验,是我们求之不得的大好事。
为了充分利用这次送上门来难得的学习借鉴和交流沟通良机,我让省外办特地从上海租了一辆加长的奔驰轿车,用于接待李光耀资政一行,既减轻客人的旅途疲劳,也为我和李光耀资政边看边谈提供便利。车上坐了6个人,李光耀资政坐在后排中间,李夫人和我分别坐在他的两旁,中排的座位坐着翻译,前排坐了司机和警卫。我在车上向李提了现代化建设中遇到的很多问题,他也向我了解江苏省特别是苏州、无锡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很多情况。在太湖的游船上,在苏州的园林里,我们一边欣赏江南美景,一边讨论双方感兴趣的话题。
最后,我在苏州竹辉饭店为新加坡客人举行告别宴会,席间我问李光耀资政对这次访问有何感想?他评价我对江苏和无锡、苏州的情况“了如指掌”,回答他的提问“对答如流”。李资政问我对新加坡和他本人有何看法。我说,新加坡在您领导下把西方高度的物质文明、完备的法制建设同东方的优秀文化传统有机地结合起来,为发展中国家树立了典范,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他听了十分高兴。我提议:李光耀资政一行首次访问苏州、无锡,时间短促,而双方想谈的事情很多,所以我以江苏省省长的名义邀请李光耀资政、王鼎昌副总理明年(即1993年)春暖花开之时再来美丽的苏州考察访问,深入探讨合作的可能性。李资政当即欣然接受了我的建议。1992年11月,我派时任苏州市市长章新胜和其他几位同志出访新加坡,此后陆续派了几批专家组去新方考察,新加坡方面也先后派了几批专家来苏州考察,为双方合作开展前期准备工作。

中新双方专家在金鸡湖上划船考察

几经周折 艰辛起步
1993年5月,李光耀资政一行应邀访问苏州。按原计划,我拟邀请李光耀资政5月15日左右到访,因为5月10日我将在香港出席江苏省经贸洽谈会开幕式,香港知名人士和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等众多贵宾应邀参加。就在我即将赴港前,出现了两个情况:一是李光耀资政、王鼎昌副总理将提前于5月10日访问苏州,并建议11日上午在苏州竹辉饭店与我见面,正式会谈合作项目;二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定于5月10日在上海召开华东六省一市书记、省(市)长座谈会。这三件大事碰到一起,我分身乏术,必须赶紧调整工作日程。

……

虽然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谈话和十四大以后,中国迎来了新一轮的思想解放,但几年前曾经喧嚣一时的“姓资姓社”、“卖国爱国”的争论犹在耳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一方面大胆解放思想,争取有所作为;另一方面尽量“多做少说”,在特殊情况下甚至“只做不说”,以减少政治上的干扰。

当年待开发的苏州工业园区地块

进京汇报 中央支持
在苏州和李光耀资政进行会谈并签订意向性合作协议的当天下午,我将有关情况发传真电报向江泽民总书记作了汇报。江泽民在北京会见李光耀时说:关于中新合作项目放在哪,我作为中央领导人不便明确讲,因为手心手背都是肉。但如果你征求我的意见,作为个人看法,我认为放在江苏苏州好。因为那里的劳动力素质较高,历史上的状元、举人出在那里的比较多,而且苏州靠上海近,交通方便。
苏州工业园区是两国政府之间的合作,是投资200亿美元以上的大项目,必须得到中央政府的正式批准。接下来的一两个月里,我带领省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和苏州市负责同志,到有关部委汇报。我们分别拜访了国家计委主任陈锦华、经贸委主任王忠禹、对外经贸部部长吴仪、特区办主任胡平、外交部副部长唐家璇、财政部部长刘仲藜、公安部部长陶驷驹,还拜访了建设部、劳动部、国家土地管理局、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和国务院法制局等部门的负责同志。部委的领导同志都表示支持。
我还必须直接向李鹏总理(1928-2019)当面汇报。那时李鹏同志在301医院住院,医院婉拒一切会客。我请总理秘书姜云宝同志接通了总理夫人朱琳同志。经朱琳同志做工作,医生勉强同意会见8分钟。实际上,李鹏同志和我谈了半个多小时,然后明确表态支持工业园区放在苏州。当时李岚清副总理分管外经贸工作,我向他和吴仪同志汇报苏州工业园区项目。李岚清和吴仪同志都认为这是个好项目,表示支持。有国务院总理、分管外经贸工作的副总理和对外经贸合作部部长表态支持,我心里踏实多了。
在我多次赴京向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和国家有关部委汇报项目、争取支持的同时,我们和新方就合作共建中的许多具体问题多次进行磋商。1993年国庆节前,新加坡驻华大使郑东发先生向我提议:为了合作共建苏州工业园区,新方领导人已两次来中国了,就像一对年轻人谈恋爱应当你来我往,希望中方也派一个政府高级代表团访问新加坡,加速项目洽谈进程,为双方中央政府最高领导人正式会谈并签订两国合作协议做好准备。
我觉得新方提议言之有理,很快就向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朱镕基同志汇报,建议国务院派一位领导同志率政府高级代表团出访新加坡。朱镕基同志说:“好!我赞成。你先去请人吧!哪位同意去,我来批准。”我就去向国务院有关领导汇报请示,请他们能带团出访。请了几位,都因种种原因一时定不下来。我把请人的情况向朱镕基同志作了汇报,他说:“实在没有人去,那就你带团去吧!”
我对朱镕基同志说:“我是个地方官,要代表中方去,最好国务院对外有个说法,这样对新方好交代。”他说:“好!对外就说,陈焕友同志受国务院委托,代表中方和新方会谈工业园区项目并草签协议。”我又提出:“我当团长可以,是否可以请国务院特区办主任胡平同志担任代表团的高级顾问,并请他组织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组成专家组,和我们一同去。”朱镕基同志说:“当然可以,具体事情你们商量吧!”接着,我省和国家有关部委抓紧组团,准备出访新加坡。
10月中旬代表团即将出发,恰逢党中央出版《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在中央党校举办学习班。我们赶紧去找时任中央党校校长胡锦涛同志,请他批准我们请假。锦涛同志非常体谅我们的困难,说:“中央规定正部级干部都要参加学习班,任何人没有特殊情况不得请假,你作为特例可以批准请假,胡平同志还是先参加学习,稍后一点再去新加坡参加签字仪式。”
赴新谈判 忽生意外
1993年10月18日,我们代表团前往新加坡,就借鉴新加坡经验和商务等方面的原则问题进行谈判。
谈判是草签协议的第一个程序。几天后,正当谈判进入关键时刻,在省里主持工作的省委副书记孙家正同志打来紧急电话:金陵石化南京炼油厂储油罐发生特大火灾,附近还有化肥厂、烷基苯厂和其它化工企业,万分紧急。我当时身为省委书记兼省长,出了这么大的事,不回去怎么行呢?可谈判正处于紧张阶段,特别是由国务院有关部门组成的专家组,是好不容易才请到一起来的,再把他们请回来可是难上加难了。我心急如焚,考虑再三,坦诚地跟李光耀资政商量:我暂时回国几天,大火一灭立即赶回来。李资政表示理解。我又跟北京来的同志们讲明情况,也得到了理解和支持。于是我带了秘书刘方同志匆匆赶到新加坡樟宜机场,准备回国。
那天真不凑巧,从新加坡飞往香港的航班没有机票,我们购买了到广州的机票,可飞机临时发生故障,不能按时起飞。我在候机厅等了五六个小时,焦急万分,最后决定直接给李鹏总理打电话,请示他如何处置。李鹏同志略加思考后说:“这样吧,你暂时不要回来,既然谈了这么长时间,而且有了很大进展,你作为团长,突然走了,也不好办。我马上了解一下火灾情况,并立即派国务院秘书长罗干同志赶到南京去。”
听了李鹏总理的指示,我虽然人暂时留下了,但心一直牵挂着南京。罗干同志到南京亲临现场指挥,省、市委、政府许多同志日夜操劳,广大消防官兵、解放军和武警指战员、公安干警以及金陵石化公司与炼油厂干部职工奋勇拼搏,大火很快扑灭了。罗干同志立即给我打电话说:“焕友同志,南京炼油厂的大火扑灭了,你安心在新加坡谈判,签了字再回来吧!”我在电话中一再向他表示感谢。
未完待续


 (原文刊登于新华日报2008年8月3日第A0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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