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哈佛这一年 (一)

 “不知道你是否愿意花几分钟写个短笺，”2020年秋季，哈佛大学尼曼基金会的通讯官嘱我写封感谢信，寄至日本的千叶敦子（Atsuko Chiba）基金会。信中客气地建议，其中可包括些我在尼曼的经历，及其对我的影响，诸如此类信息。

此时距离我从美国返回中国已有数月。2019-2020这个学年，我作为尼曼奖学金的获得者，在哈佛进修一年。我个人所获资助的资金来源，来自千叶基金会。千叶基金会是为纪念1987年去世的日本记者千叶敦子而设立，她本人是1968年尼曼学者，曾为《读卖新闻》的专栏作家，生前还为日本职业女性创立了月刊通讯。千叶基金会对尼曼的捐赠，指定用于资助亚洲的女性新闻工作者。

按照惯例，每年接受千叶基金会资助的尼曼学者都会写封感谢信。这件事在我离开美国前就该完成，因为疫情耽误了。尼曼的信中解释说，“由于春季的混乱，这个请求才被推迟到了现在。”

这封“花几分钟”就能写好的信，我一直拖到2020年底才交付，这固然是因为尼曼称“什么时候写都可以，等你有时间”，导致我缺乏紧迫感。但绑着我、让我迟迟不能动笔的，源自那些更深层的思考甚至疑惑：在全世界对中国的理解日益变得单一和脸谱化的当下，如何通过我个人自述，向美国和日本的朋友呈现一个层次更丰富、更复杂的中国，又该如何把我在美国这一年复杂感受浓缩到两页纸上。

这封感谢信的电子版，会被存入我在尼曼的个人档案。未来如有人（包括我自己）打开这份文档时，我希望读者能看到一份诚实的自述，那就是除了友谊带来的莫大的幸福回忆，还有一个中国人在一个特殊的时间点，在美国经历的内心风暴。

我是在一个令人极感兴趣的历史时刻来到美国的。选择在2018年年底申请尼曼，也是因为我有种隐隐约约的预感，大国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在我们的天地之外，还有一个我们了解不多的天地，还是应该到另一个国度去看一看，只要能出去，只要世界还向我开放，就该为以后恐怕更不乐观的时代积累记忆。

黄金海岸在地平线后闪光，宛若自由的愿景——这是我申请尼曼那会儿的设想。在记者生涯中起起伏伏了十年后，我想象在哈佛大学所在的剑桥小城中享受闲适、与世隔绝的时光。在某种程度上，我实际经历的道路，稍稍偏离了我本来的愿望。这种偏离，最终把我引向了我最初没法看见的那个目标，我的好奇心，如饥似渴地地拓宽到了美国和世界。这趟美国之行前，我的报道领域和关注点，都是围绕着中国这个永恒的轴心。

受益于哈佛尼曼这个平台，我得以跟不同类型和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交往，知道或者了解了影响这个世界的各种力量和紧张关系。隔着大洋，我开始借助“他者”的视角观察自己的祖国，内心充满忧虑。我对美国的认知也发生了变化。我的评判标准也随之改变。早先可能被我奉为真知灼见的观点，现在会认为视野偏狭。在关于中国和美国的看法都日益分裂的当下，这甚至影响了我跟身边些许朋友的关系——我说服不了他们，他们也说服不了我。

“在美国，我目睹了特朗普总统任期和‘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  kang-yi活动，当然，我对一场失控的疫情也毫无准备，这些都让我深刻理解了美国的伟大和局限。”在写给千叶基金会的感谢信中，我如实陈述，我是如何感受到这一年对我的长远影响，“看着中美脱gou在眼前展开，我花了很多时间思考当下我作为中国人的身份和意义。”

收到这封信的拷贝后，尼曼方面回复称，这是一封“lovely letter（情真意切的信)。”

                                                我在麻省剑桥的居所                                                                       

2019年3月中旬，某晚十时许，看到手机上显示有一通来自美国马塞诸塞州的来电，我似乎听到了合唱团在耳边唱赞美歌。根据尼曼规则，获得奖学金的候选人，会收到来自项目负责人的确认电话。落选者则会收到通知邮件。

电话那头美妙的声音问我会不会接受奖学金，我连连称“是！是！是！” 相比起我的真实反应来说，这种过度的兴奋和热情，似乎也是一种迎合对方期望的表演么？毕竟，接到这通电话之前，内心直觉告诉我，尼曼的门对我并不是关闭的。

2019年2月，尼曼跟我约定Skype面试时间。面试时间敲定后，我接连收到两封来自尼曼的邮件，第一封邮件通知我，面试时请务必把我申请时递交的学习计划阐述清楚，第二封邮件就学习计划一事进一步提醒我“最好找朋友商讨下”，同时建议，面试时间只有15-20分钟，回答请务必简洁。

因为申请材料准备并不算充分，我递交的学习计划，只是我在查阅了哈佛课程表后罗列的的感兴趣的课程：

拉美比较政治；

民粹威权主义的崛起；

总统、政治和经济增长:从罗斯福到唐纳德·特朗普；

……

如何把这些看似毫无关联的课程跟自身的过往经历结合起来，阐述未来的学习计划，成了我面试时的头等大事。结合“枪杆子”、“笔杆子”、“刀把子”、“钱袋子”四个支柱，我对着镜头解释，我的工作和职业路径的变迁，都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早先我对法治领域的关注、以及对原重庆gong-an-ju长wang-lijun的报道，源自我希望更好地理解“刀把子”的努力，后期涉足财经领域，源自对“钱袋子”的好奇，而我的职业本身，又属于广泛上的“笔杆子”。获得中国以外的不同视角，有助于更好地帮我理解这个国家。

Skype那头的面试官，尼曼的项目负责人（Curator）Ann Marie听完沉默片刻，“听上去你很有知识分子气息。”

2019年8月15日，我从上海直飞波士顿。入境处官员显然对中国媒体的属性和我中国记者的身份很感兴趣。他似乎认为所有中国媒体都是官方媒体，也询问了中国内地如何看待一些国际关注的热点话题。我解释了中国经济改革带来的市场化媒体的出现，并未将他的疑问当成一个冒犯，而是视之为一个表达自我的机会。

我的房东，一对亲善的白人夫妇，已在机场等我。在封闭的机舱里待了14个小时后，我以刚获释犯人的那种热情和新鲜感观察着眼前的世界。那是下午四时左右，阳光明丽，查尔斯河波光粼粼。房东开车带我绕过哈佛广场，为了让我熟悉下周围环境，还带我看了附近街道和超市。

我的公寓是一座花园尽头的半独立住宅，起居室是犹如小矮人居住的平房小屋，一道狭窄的楼梯通往二楼的卧室，卧室是房东主屋中分隔出来的一部分，楼下是房东的厨房。公寓距离哈佛广场步行约十五分钟。年逾七十的房东夫妇是一对永恒的园丁，勤于在花园里除草、松土、浇水、清扫落叶，灿烂的笑容跟花园里的鲜花相得益彰。他们拥有高贵的同情心和乐于助人的精神，不爱出门，提起过的唯一一次出国游是坐游艇去欧洲，从讲述的表情看来，不是很享受。据说当地流传着一句话，“在哈佛，你不用去世界，世界会来到你身边。”或许是以另外一种方式满足对世界的好奇心，他们给尼曼当了20多年房东，迎进门的都是外国人。我是他们接待的第一位来自中国的尼曼学员。

某种意义上，小店林立的哈佛广场确实可算得上全世界的交叉路口。我在这里偶遇过不少熟人。到达数日后，有天我逛CVS，一家类似曼宁的零售商，突然听到一个人用中文喊我的名字。抬头一看，是有过一面之缘的香港大学历史系徐国琦教授。

徐恰好在哈佛闭关写作，为完成他跟哈佛大学出版社的最新书约，书名暂定 “Idea of China? （何为中国？）” 哈佛大学出版社已出版过他三本书，分别为《奥林匹克之梦：中国与体育，1895-2008》、《西线上的陌生人：一战华工》、《中国人与美国人: 一部共有的历史》。徐国琦研究重点为中国的国际化、中国与世界共有的历史，尤其是美国在其中的作用，其中涵盖了中国和奥林匹克、留美幼童等各个主题。他还在剑桥、牛津大学出版社各出版过一本关于一战的著作: 《中国与大战: 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 《亚洲与大战》。

著书立说是非常艰苦的工作，需要高度自律与非凡毅力。徐国琦自述，他每天八点多进图书馆，平均每天在里面约十小时以上，平时消遣就是看报纸和听听感兴趣的讲座。认识他的时间越长，就越能体会到他身上那股走路不看天的气质。不管时代的风往哪个方向吹，他都在书斋里，不随风倒。我数次于去听讲座的路上遇到他，他都是低头沉思、似在地上找钱的模样。

徐国琦的个人经历，也是中国与世界交流的一个独特故事：成长于积贫积弱的中国，上世纪80年代考上大学，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的理想中国；90年代留学哈佛，见证了冷战结束后处于权力之巅的美国，也是哈佛历史系第一个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博士生；哈佛毕业后在美国任教，见证和经历了911恐怖主义袭击到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彷徨不自信的美国、也以旁观者的身份感受到中国享受和平和国际化的红利；2008-09年后他观察到中美出现下行迹象的历史轨迹。2009年后任教于香港大学。

担心视野狭窄、或者知识储备不足导致个人偏见，在哈佛停留期间，我经常向徐国琦请教。他也偶尔会带领我在剑桥的大街小巷快步疾走。于他这是一种放松和锻炼。虽然脚底灼痛，我还是很高兴能跟他一起散步，通过他的解说，那些最不显眼的东西，也有了意味深长的含义。

                                    尼曼基金会所在的李普曼楼

你为什么会申请尼曼，你对尼曼有何期望？

每个尼曼申请者，都要回答这个必答题。

尼曼是哈佛大学为媒体人提供深造的奖学金项目。获选学员可以在哈佛大学学习一年，享用哈佛、以及相邻麻省理工大学的教学资源。原则上每年遴选24名学员，美国本土和国际学员各半，但人数并无严格限制，尼曼2019-2020班共27人，是融合了各种不同年龄、不同风格、不同报道领域、不同国籍、不同信仰的组合，如同一个色彩斑澜的马赛克。美国同学中包括白色、黑色、棕色人种，国际同学则来自亚洲（中国、印度）、非洲（津巴布韦、阿尔及利亚）、美洲（加拿大、墨西哥、哥伦比亚）、欧洲（匈牙利、俄罗斯）、中东（土耳其、黎巴嫩、叙利亚）、大洋洲（澳大利亚）。

2019年8月下旬，在哈佛开学前，尼曼开始了项目介绍和情况熟悉。尼曼所在的独栋小楼是典型的新英格兰建筑，周边一圈白色的篱笆，园中草木繁茂、静谧。集合第一天，在篱笆门入口，我跟一位美国男同学为谁该先进门，互相谦让许久。

沿着园中红色砖石小道，就会走到小楼门口。推开房门，尼曼所有的工作人员站成排，跟我们握手欢笑。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除了互相熟悉，还参观了哈佛和麻省理工的诸多院系。我们拥抱与被拥抱，握过无数双手，塞满一脑袋的人名。所有人都向我们敞开大门，说“请进”。

不管我们怎么回答尼曼的那个问题，我们同学中的大多数人，都把尼曼当作旅途中的一个驿站，在这里重新整装、补给物资。一位跑白宫条线的美国同学，因为在特朗普总统任期期间白宫成为了一个永不落幕的大剧院，每天都要发数条消息稿，过劳得在进急诊室后还要忙着采访，希望在尼曼获得喘口气的机会。一位来自中东的同学说来尼曼是“为了重振活力，为了有再做梦的时间，为了找回从前的部分自我。”

在尼曼，我们的脖子上，也稳稳地被绕上了缰绳，即我们对各自、对尼曼的义务。大疫之前，每周我们在尼曼小楼里因为各种研讨会、讲座等原因见面的次数，至少有四次。多数时间，我们都是腰板挺直地坐在板凳上听讲。尼曼还要求我们在哈佛或者麻省理工每学期至少跟完一门课程。

尼曼的国际同学大多都有给欧美主流媒体撰稿或者工作的经历。有些即便给当地媒体撰稿，比如印度和津巴布韦的同学，英文也是他们的官方语言。不久我就意识到一个不幸的事实：虽然我在国内自认英文不差，但在尼曼，恐怕属于垫底的水平。在最初的交流和课程中，我时常有一种无论跋涉到何地都已迟到的心情。

记者们的生活通常就像一个拥挤的剧院，生命中人来人往，多数人对我们来说都是过客，就像我们在别人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一样。也许正是意识到这一点，在尼曼我们尽力创造机会了解彼此。

每周二是Sounding之晚。在尼曼，每位同学都必须做一次个人报告，其他同学除非有特殊情况必须参加。这晚同学们轮流登台成为主角，通过自我审问，回答一个同样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你为什么在做现在这份工作？大家展现自己的人生和工作片段，报告各自在不同战役中取得的胜利，也谈谈为此付出的代价和自己的疑惑。对每位同学来说，sounding都是一个压在心头的重头戏。

要成为一根刺、要让有quan有shi的人负起责任、因为对当权者愤怒、因为当记者很酷、因为有话语权、因为要证明自己……不止我有这样的感觉：那个站在台上的人正手持探照灯，我们这些坐在下面产生共鸣的倾听者，也不时在脑海里挖掘自己。汇报结束后，大家排着队，跟当天的主角握手和拥抱。刚做完sounding的主角，脸上则洋溢着终获解脱的喜悦之情。

在尼曼、尤其通过sounding，我们似乎建立了一个超越国家的讨论中心。新闻业似乎在全世界都面临挑战。美国时任总统时时对主流媒体扔“fake news”的炸弹，部分民众更坚持自己对“事实”的看法，不少同行对本国新闻业充满忧患意识。不少国际记者，则带来了本国倒退的哀歌。在土耳其、匈牙利，以minzu-zhuyi为特征的政治强人在崛起，批评者的声音遭边缘化，言论尺度大大缩紧。本应作为民主制度样本的美国出现了特朗普，被这些政治强人引为未来的潮流。

对某些政治人物的警惕，本来就是记者这行的一个动力。但不少人也意识到，尽管我们都是为了内心自由而努力，在这个时代，这个目标却越来越艰巨。有位国际同学在本国以调查总统的生意伙伴而知名，在自己的sounding中重点讲述的是自己跟抑郁症搏斗的经历。

如果说sounding主要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展现自己的职业面孔，周五上午尼曼安排的非虚构写作课，则给了我们一瞥对方私人空间的机会。写作课的老师建议“写你们最想写的题材”，除了日常数百字的练习，每学期每人还至少要交出一篇3000字以上的作业。第一学期还没结束，不少同学就调侃，我们似乎把写作课当成了心理治疗课。一位同学介绍了自己对讣告的热情，以及自己青少年时作为一个未出柜的tongxinglian者，读到死于艾滋的tongxinglian者的讣告是怎样的胆战心惊。另一位同学，则描写了自己被性侵的经历和创伤。比起书本和报纸来，这些来自美国同学的第一手叙述，对我的认知，尤其是对美国的认知产生的冲击，影响力更为持久，就像我正在发现这个民族的最隐秘之处。

我对剑桥这个小城的了解，也正与日俱增。这是我第一次来美国，数年前我曾在德国待过数月，相比欧洲的有序，美国给人的第一感觉，稍显自发和随意。渐渐地，我的目光开始投向路边那些容易被忽视的地方。

几乎每天都我要经过布雷特尔街（Brattle Street），穿过哈佛广场和哈佛校园。路上会经过美国诗人朗费罗的故居，这座19世纪起就矗立于此的小楼十分亲民，丝毫不见桂冠诗人的神圣阴影，门前草坪上经常可见人遛狗。再往前数百米，是瑞德克里夫（Radcliffe）的领地，这里前身是哈佛女校瑞德克里夫学院，1999年才完全跟哈佛合并，现为瑞德克里夫高等研究院。这个漫长变迁的背后，是美国男女平权走过的复杂又漫长的历史。“1967年前，女生都进不了哈佛拉蒙（Lamont）图书馆。” 徐国琦本人从哈佛博士毕业后，也多次回到瑞德克里夫高研院做研究员，他介绍，因过去的女校背景，其研究员也以女性优先。

在哈佛周边，得益于徐国琦的指引，我也得以窥见中美文化交流的历史遗迹。距离我的住处不远有个花园式墓地，奥本山公墓（Mt. Auburn Cemetery），蒲安臣即葬在此地。蒲氏是美国人，1861年至1867年任首任美国驻华公使，他的重要性还在于他驻华任期届满后，摇身一变，成为近代中国首次出使世界的使臣——虽然1868年他对来自中国皇帝的任命书连一个字都不认识，在为中国出使期间，蒲安臣通过《蒲安臣条约》为中国争取到近代中国第一个平等条约，并在相当程度上将美国的排华法案推迟了十几年。

因尼曼所在的Lippmann House距离哈佛燕京学社很近，平时我偶尔去燕京图书馆自习。燕京图书馆的入口有一位身着清朝官服的中国人的大照片，那是哈佛1879年聘请的第一位中文老师，戈鲲化。

蒲安臣和戈鲲化，都是徐国琦在2014年出版的《中国人与美国人：一部共有的历史》中浓墨重彩描写的人物。“过分强调冲突、对抗和差异，可能不是中美关系的全部，”徐国琦解释，他希望以文化而非政治、经济、种族或外交为参照系，揭示双方共有的历史，以及它们如何为各自民族的发展带来的影响。

                                   蒲安臣及妻儿的墓

对于徐国琦所介绍的这些背景，当时我不过是怀着某种类似大学新生的责任感，努力往自己脑袋里多灌点知识。经历了数桩事件之后，我才真正意识到他所倡导的“文化国际主义”的重要性——侧重文化视角，采取国际视野、包容心态，摒弃狭隘的minzu-zhuyi视角，认同个体和普罗大众的作用和贡献，重视跨国沟通和人员、人才的流动。

哈佛开学头两周是选课，试听不适合后可不选或退课。当选课周接近尾声时，一位美国同学告诉我，他选的一门人文学科的课上，有个中国女性也申请旁听，被教授以“不接受旁听者”为由拒绝了。教授私下称，怀疑对方是个“spy”。我从未见过这位女性，但直觉在一门并不直接跟中国相关的人文课程上冒出个间谍，似乎存在某种误解，便问有没有证据。他解释，这位女性试听课上到处搭讪，导致有学生跟这位教授反应，希望别把她留在课上。

这位女性是因为过于热切而笨拙地把事情搞砸了么？我心中一直都存在这个疑团。

需要说明的是，来问我的这个美国同行，完全是出于好奇。他曾经到过中国，走马观花参观过北京，后来还数次找我和其他人探讨什么新闻网站才是帮助他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可靠途径。平日里这位同学和他的太太对我们这些国际生也颇多照顾，跟着他们一家出游是最省心的事。所有细节他们都安排得井井有条。

你是谁？你为什么在这里？你信仰什么？作为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士，在当下的国际环境中，多少都要接受这样的打量和揣度。自证清白的责任，落到了我们肩膀上。但真正给我带来身份危机的，是发生在我sounding前的一件事。

那是2020年11月下旬，一个周三，傍晚6时许，尼曼例行的讲座时间。当天的嘉宾是一位美国普利策奖获得者，来尼曼分享他从事中国相关的商业报道和调查的经验。作为同行，我学习过他的作品，他对我的工作也有所了解，我到波士顿后不久，我们在哈佛见过一面。

11月的剑桥已进入湿冷的初冬，隔着马路看，尼曼那栋楼已经灯火通明，花园里潮湿的小径像黄金一样在发光。打开尼曼的门禁后，首先是脱掉外套卸下一身寒气。这时距离讲座开始仅有数分钟，嘉宾已经站在了讲台上，我赶紧前去跟他打招呼。

“她是个非常优秀的记者，”他指着我，对站在一旁同样也在跟他打招呼的一位国际同学大力推介，说我写过他读到的最好作品之一。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赞美，我赶紧称这是溢美之词。嘉宾又马上问我：“你做sounding了么？他们了解你做过什么报道么？”

我说还没有，我的sounding排在12月，临近学期末，还有数周。

“跟他们好好介绍一下你调查华信能源和ye-jianming的故事。”他说。

接下来的讲座中，他还有意无意地抬举了我。他列举的案例中，恰好包括曾位列世界500强华信能源和它传奇般的创始人ye-jianming，他暗示，这个会议室里“某人”对这家公司非常了解。

讲座结束后，我跟嘉宾在走廊话别。一位业务经常跟尼曼有交集、身处管理岗位的女性A，走近我们身边，用过分灿烂的笑容告诉我，这位嘉宾对我评价非常高。我照旧说当不起。“你太谦虚了。”她把手搭在我胳膊上，亲昵地说。

这更让我意识到：今天气氛不对劲。

这种亲密的肢体接触，不符合A的一贯风格。A是属于意识到自己社会重要性的那类人。缺乏亲和力是她最显著的特点之一。一位尼曼工作人员告诉我，她不仅对学员，对工作人员也是如此，这或许跟她的经历有关，她曾是美国备受尊敬的一位记者，也曾领导过一家高峰期员工上千人的地方性大报，“她习惯跟员工保持距离。”

数日之后，我才了解到，那天讲座开始前，A曾问那位嘉宾，“房间里有个中国人你觉得自在么？”

这个对话发生时三人在场，除A和嘉宾外，还有一位同样也有过多年中国报道经验的美国同学。正是得益于这位美国同学的善意提醒和分享，我知道了实情。这位同学告诉我，嘉宾听到A的问题一脸惊愕，马上说我做了了不起的工作。A听到嘉宾这么强烈地捍卫我，不敢置信地问“真的吗？”

“她没有驻外和国际报道的经验，认知过于本土化和美国化，” 美国同学从她的角度，帮助我分析A为什么会那么问，她解释，多数美国人对中国通常没有直观和具体的认知，理解不了中国的复杂性。

“你别生气。”这位同学建议，“等你做完了你的sounding再看看她的反应。”

我感谢她告知我实情，也感谢那位嘉宾对我的维护。那位嘉宾的现场辩护，和她的直言相告，某种意义上，这两位有过驻华经历的美国记者，充当了我和A理解对方的桥梁。

我跟A虽不熟，平时见面都还点头微笑，我从未想到，在她眼里，我额头上有个不一样的烙印。我跟数位平时处得不错的同学说了这事。这得感谢我们班致力于创造坦率交流的氛围，聊他们跟A交往的经历，聊他们眼中的中国。这次事件让我意识到，对我们来说理所当然的事情，对不少依据二手信息来了解另一个国家的人来说，似乎难以想象。

我的涩意，也冒到了徐国琦那里。“你别老自谦，”他首先给我指出了文化差异，“美国人的观念是，如果你自己都觉得自己不够优秀，别人为什么要觉得你重要？”

 “相比中国，美国制度有延续性、变动相对较少，比起你的美国同班而言，你的经历和国家、时代更密切相连。” 徐国琦建议，我的sounding中要突出这一点。

正是来自各方面的宝贵意见，让我最终决定在约一个小时的sounding中，讲述了一个“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故事，解释了我对wang-lijun事件的报道、及调查华信的来龙去脉。在结尾时，我说，我开头介绍的那三个人，bo-xilai、wang-lijun和ye-jianming，现在都已失去了自由，而那位女性——我，那个谦卑的记者正站在你们面前，展现我自己和中国走过的不同寻常的旅程。

做完sounding后，一位来自美国西部的记者紧紧握住我双手，动情地说，“你是我现实世界中认识的第一个打倒世界500强巨头的记者！”

Sounding前一晚，A给尼曼群发了一封邮件，引用那位嘉宾对我的评价，并介绍了我的工作。

在我Sounding的提问环节，当我提到我的工作让我看到中国最好和最坏的一面时，一位平日直接、真诚热情的中东同学站起来，语带迷惑地问我，“请问什么是中国最好的那一面？”

在其它场合，A坦言，中国发生的一切对她来说都是谜。后来在那位告知我实情的美国同学的sounding上，她提的问题是“中国人平时都怎么获取信息？”

这些经历如同警钟，一直在我耳边嗡嗡作响。在跟他人的诸多交往中，我愈发体会到，多数人只是依靠模糊的印象展开对它国的想象。要解除他人的误读，最终只能靠我们自己。

对前述那位充当信使的美国记者来说，尼曼这一年正好给了她搬回美国的机会。看着越来越多的外mei记者离开中国，有天她也不无担忧地称，担心中国和其它国家的裂缝会越来越宽，而世界对中国的误读也会越来越多。

来自克什米尔，上过哥伦比亚大学，有哥大硕士学位。班里同学挨个自我介绍时，她这样说。我暗下断语，此人秉性似有些沾沾自喜。只有在熟悉之后，才了解她这句话背后的酸楚和负担。作为一个在冲突地区长大的musilin，她内心住着个不停张望的孩子，始终想寻求一个安全的港湾和一个容易的答案。履历上的常青藤名校，用她的话说，是打破别人对一个musilin刻板偏见的最快方式。

我给她的第一印象？后来她给我的卡片上给出了答案，“第一次见你时，我从没想过我们会成为朋友。”

我们的友谊对双方来说都有某种特殊意义：对来自文化专一环境中的我，她是我的第一个musilin好友；我也是她第一个可以与之交谈的中国人。

克什米尔，是理解她的关键。在数个场合，她介绍自己来自印度时，脸上都带着某种不情愿的迟疑。即便在哈佛，在美国，那个遥远地区的阴影从未从她的心头消失过。克什米尔是“印巴分治”的遗留问题。1947年，势力衰微的英国不得不放弃最大殖民地印度。一位对印度一无所知的英国勋爵西里尔·拉德克里夫被指定在36天之内划出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的国界。大英帝国最大的殖民地由一个享有自治权的地区变成了两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克什米尔居民musilin占多数，管辖权属以印度教徒为主的印度，而以musilin为主的巴基斯坦又自视克什米尔的保护人。近年来，迎合印度教徒min-zu主义情绪的总理莫迪，对克什米尔实行了feng-suo、duan-wang、致力于改变当地ren-kou结构的gao-ya政策。

在哈佛的第一学期，我跟她都作为旁听生，一起上政府学系的比较政治学基础（Foundations of Comparative Politics）这门课。课后我们经常到一街之隔的费正清中心所在那栋楼的食堂用餐。我端着餐盘，第一次跟她面对面坐下，她就马上问我，怎么看待某个跟中国相关的问题。我讲述了因为面部轮廓较深，我在国内偶被误认为西方人或者少数min-zu的经历。

比较政治学基础是主要针对哈佛本科生的一门课，涉及地域多，覆盖范围广，主题包括民主化、经济发展、种族冲突和社会革命的原因，以及国家、政治机构和公民社会的作用。课上审查和评价不同的政治理论，并学习非洲、亚洲、欧洲、中东和拉丁美洲的案例。她在课上跟本科生一样，踊跃提问。当课上对比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人口大国，并用数字展现作为世界上最大wei-quan国家的中国，经济表现好于作为世界上最大min-zhu国家的印度时，她站起来问：是不是wei-quan比min-zhu制度更有效率？

“我就担心给你们留下这个印象，”这门课的讲师，一位东欧移民的后裔、研究俄罗斯和东欧转型的政治学学者解释，min-zhu能听取各种声音，走得慢或许也能走得更稳。

“印度算什么min-zhu？！”课后她不忿地说。

我赞扬她课上表现的活力。“你都不知道我提问时心也咚咚打鼓，”她说，这次来哈佛前，她决意在此地要做一个不同的人。哥大毕业后，她在德里工作过几年，关注边缘群体的利益。她的工作非常出色，获得了她那个领域里印度最高级别的奖项，莫迪亲自给她颁奖。她为这场仪式穿着隆重，从莫迪手里接过奖杯时，又撇嘴以示不以为意。作为一个少数族裔，她在德里很难找到归属感。西方人去她服务的机构参观时，雇主通常都会让她在场，作为机构多元化的体现，这让她自觉是个装饰。

跟我吃完午饭，下午她还要奔赴肯尼迪学院一门关于提高领导力的课程。那门课上，听课者轮流上台，发表演说，接受台下包括老师和同学在内的打分和评判。轮到她演讲当天，中午在餐厅她慌张地掏出几张纸，说在我面前先演练一遍。她讲的是关于她一个表兄的故事，因为参加了针对印度政府的gong-min不fu-cong运动，这位从小聪颖过人的表兄被抓、被打、学业中断，出狱后成了一个满心愤懑的普通人。

对那块受伤的土地和那里的人民，她有幸存者的负疚感。她的一生似乎都在往前奔跑，好把追在她身后的阴影甩掉。她也意识到，她获得的精英资源，奖学金、关注度，对她的大多数族人来说都不可得。比她更年轻的女性一辈来寻求她的意见，她乐于伸出援手，她在社交媒体上公开称，如果克什米尔女性申请西方高校，她可以帮忙看申请信。

只有理解她努力离开的世界是什么样，才能了解她奔赴的这个世界对她而言意味着什么。这是一片有着新节律的土地，在这里不分宗教和国别，人们以对话的和平方式增进谅解和思想上的团结，她说，从没像在哈佛这段时间这样，交了这么多朋友。

这并不等于她摆脱了对故土的担忧。2019年年末，莫迪政府制定了被指“排斥musilin”的新公民法，引发了印度各地一系列大规模shi-wei。那会儿只要跟她讨论印度和克什米尔，她都气呼呼地说，“现在谁还不知道克什米尔，我就扇谁！”

她的理直气壮背后，又始终伴随着压抑自制。印度新公民法引发的地震甚至波及到了哈佛广场，有天我经过那里，看到无论是莫迪政府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在那抗议。“你不去那看看？”我问她。她摇摇头，她希望尽可能远离喧嚣和混乱。这里的生活有序、按照既定的规则进行，区别于那些充满不快记忆的岁月。

在哈佛这样多元和自由之地，以及在了解克什米尔悲剧的小圈子中，她拥有道德声援。但在社会和官僚层面上，在我们暂时寄居的美国，我也看到作为一个戴头巾的musilin，她因被区别对待，也偶感无能无力。

我们身边有不少musilin。比如在尼曼，数名来自中东地区的同学也是musilin，但穿着和作风都已世俗化，跟一般人无异。戴头巾，在哈佛的musilin中也属少数。“我母亲那一代是不戴头巾的。”她说。在克什米尔这样充满长期对抗的地区，头巾作为反对和不服从的标志，在她这一代得以被恢复。但在特朗普的美国，戴着头巾，仿佛她就戴着yisilan的理念。特朗普当选前就曾呼吁禁止所有musilin进入美国，入主白宫后第七天即颁布了针对六个以musilin为主的国家公民的入境禁令。

寒假期间，我们相约一起去迈阿密。临行前她数次提及，“我在机场过安检的时间特别长。” 在安检口，过完安检、已收拾妥当的我看着还站在安检仪下的她，安检员拿着探测仪在她摊开的双手上反复扫，尽管那双光洁的手上什么都没有。她看看自己的手，一脸不满，翻着白眼。

在迈阿密，我们避雨时顺道躲进了当地分发免费食物的帐篷。一位能言善道、有着政客气质的女性在现场指挥分发，对我们两个明显的外来者很好奇。未等我开口，就听她跟这位能干女性介绍，“我们在哈佛读书。”

在美国，哈佛也基本可算品牌和认可度的最高殿堂。“她们来自哈佛！”这位女性在现场广为传播这个新闻，还要跟克什米尔朋友合影，跟我们握手告别时又说“请把我们的善意传播到全世界。”

“你为什么上来就跟人家说哈佛？”我问她。

“我觉得哈佛能转移别人对我外表的关注。”她说。

她说对自己的外表很敏感。这是对来自外界的审视目光的敏感。如同一面镜子的两面，在我们进入的这个世界，一方面我们享受贵宾待遇，但在某些场合不免偶遭怀疑看待。

某种程度，我们之所以能逐渐亲近，是因为我们多少意识到，有另外一个来自于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人，与自己正沿着相同的路径前进：对西方来说，我们都来自地球的另一边；我们都经历了认识和自我认识的数个阶段，都努力突破自己的狭小天地，竭力避免成为无知无识的人，这样我们才能在哈佛和美国这样一个大果园相会；得益于这里成熟的制度建设，我们在这里物质和精神生活无忧。但我们身上，也不可避免地带着客人的笨拙。

她聪明、才能杰出，熟练掌握英语、印度语、波斯语，在一个理想世界中是个世界公民，但在她身上，我看到的不安全感，是来自一个没有祖国的人。来哈佛前，她辞掉了在孟买的工作，希望离开哈佛后能在美国找一份工作——以zi-you为名的meiguo-梦。但在一番搜寻后，她不得不承认，这里很难找到自己的立足点。

                       哈佛校园一处入门上刻的字

在哈佛的第一学期，我摆正心态，认真听别人讲话，自认在这个大千世界里，我是一个新人，正在学习中。但空气中携带着时代的振荡，尤其在哈佛这种各种思潮汇集之地，日复一日，空气还是会把时代的主题不知不觉地传播到到每一个人的大脑里。具体地说，美国正处于一个充满激情的时刻。

在课堂上，或者尼曼的各种讲座上，随处可见时代情绪：政治具有高度极化的特点；对权力、财富和不平等的不满日益强烈；关注妇女quanli和刑事司法制度的社会yundong蓬勃发展；权威和专业知识受到质疑；关于平等、zi-you等基本价值观的讨论主导了公共舆论。

在各个思潮和文化趋势上，美国媒体仍引领话语权。2020年9月，开学不久，《纽约时报》两位女性记者Jodi Kantor 和Megan Twohey到访尼曼，分享二人调查好莱坞电影大亨Harvey Weinstein性侵指控的心得。这份爆炸性的调查报道于2017年后发表，引发了响彻全球的“MeToo”运动，至今仍势头不减。阅览美国几大主流媒体，也几乎是每个尼曼国际学员的日常必修课。很快我也养成了这个习惯。

特朗普是离不开的一个话题。我的房东夫妇自称liberal（自由派），每次谈到这位不时兜售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时任总统，总要用手覆面叹息“Shame（可耻）”，说“This is not who we are！（我们不是这样的人！） ”  我的一位同学，一位已经拿了美国护照的墨西哥移民，周末常带着我去麻省周边短途旅行，路上但凡看到“Make America Great Again”此类支持特朗普的保险杠贴纸，都会信誓旦旦地称一定要把特朗普选下去——哪一边胜出，将决定美国将成为什么样的国家。

“美国内部一直都是这样，争论不休，自揭疮疤，表面上看撕裂与混乱，实际上是在动态中寻求平衡。通过全民参与辩论，进行修复与反思。”徐国琦称，“短期看似乎是内部分裂，但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美国一直是昂首向前。”

在徐国琦看来，这是美国作为一种政治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他引用《独立宣言》第二段第一句话,“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造物者创造了平等的个人……”，称之为美国的信条之一，“美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也是迄今唯一一个基于政治理念而成功建立的政治实体。正因其独特的立国理念、开放的移民政策，吸引了无数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共同将美国打造了浓缩版的人类共同体。但由于其政治理念的超前，难免与现实存在诸多矛盾之处，包括人权、种族主义等问题。”

时至今日，美国还在强烈反思这一矛盾遗产。徐国琦建议我看一本书，是已故哈佛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2004年出版的《我们是谁?——对美国国民身份的挑战》。 

1993年，亨廷顿在《外交事务》发表了《文明的冲突?》这篇著名又颇具争议的论文。“凯南是冷战的设计师，亨廷顿很明显想做冷战后的另一个凯南，”徐国琦称，“他的文明冲突就是思考冷战结束后，苏联不存在了，对美国的威胁在哪。”

在徐国琦看来，美国是当今国际秩序的缔造者、维护者，它也可以成为终极破坏者。“美国也在寻找‘他者’，这个‘他者’有时就是敌人。美国人历来有危机感，有个敌人，政客就好办了，话语权就在自己手上。”他称，“所以不要在美国寻求敌人的时候，自己送上去。”

亨廷顿将文明描述为身份认同最广泛、最关键的层次，包括宗教、价值观、文化和历史。比起“你支持哪一边?”他认为，冷战后最重要的问题将是“你是谁?”

亨廷顿认为，相对于亚洲和伊斯兰世界，西方将继续缓慢衰落。在经济活力推动亚洲崛起的同时，musilin国家的人口增长“为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叛乱和移民提供新成员”。亨廷顿还批评了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等美国领导人，后者认为西方与伊斯兰没有矛盾，只与极端暴力分子有矛盾。“1400年的历史证明，事实并非如此，”亨氏评论称。

“亨廷顿的《我们是谁？》是对文明冲突论的一个补充和修正，他最核心的观点，就是美国——或者他眼中的西方在变，且在走向危机。”徐国琦介绍，“首先白人越来越不占优势，其次白人中拉丁裔在增加，拉丁裔说西班牙文，跟昂格鲁-撒克逊白人语言、宗教也不一样。”

在亨廷顿看来，美国身份的真正核心，只能是昂格鲁-撒克逊和新教文化的副产品——英语、基督教信仰、自我奋斗和个人主义。亨廷顿批评一些政客，他们将多样性作为美国的首要价值观，因为他们对所谓的受迫害者错误地感到内疚；尽管公众倾向于保护主义，但他们欢迎自由贸易。他认为文化多元主义是“反欧洲文明”，呼吁复兴min-zu主义，致力于维护和加强“自美国建国以来定义美国的那些品质”。

亨廷顿预见了一个被自我怀疑、白人min-zu主义搅动得躁动不安的美国。某种程度上，特朗普时期的不少政客，都是亨廷顿的信徒。美国时任国务卿蓬皮奥就曾批评文化多元主义，说“It is not who America is.(这不是美国)”

预言是一定的自我实现能力。我回忆起2000年初，我还是本科生时，《文明的冲突？》几乎是我身边每个大学生的必读书目。不少人对musilin的朦胧印象——伊斯兰世界有流xue的边界，多少源自这本书。“如果都把musilin当敌人看，”我问徐国琦，“那最终是不是就会得到一个敌人？”

“这跟预言没关系，亨廷顿只是说未来可能要警惕这个问题，并不是说他鼓吹或者支持文明冲突论，”徐国琦认为，“从他的角度来说，一本好书永远是带有挑衅性的，温吞水要你干嘛？”

“约瑟夫•奈就曾警告过美国人，说你要把中国当成敌人，你得到的可能就是敌人。”徐称，“同理，要是把美国当敌人，你得到的可能也是敌人。0

                在这辆车内，我们开始了穿越美国之旅

在日常相处之中，尼曼班级成员相识之初的陌生感和距离，在逐渐消融。起初大家见面不过是点头微笑，逐渐发展为拥抱，继而我也习惯了亲吻礼（基本都来自热情的拉丁裔同学）——左脸颊递上去，右脸颊又递上去，如同在接受亲吻者颁发过来的奖状。

2019年圣诞假期，一位在美国西部怀俄明州公共电台工作的同学主动向几个国际学员建议，她要从东部的波士顿开车回去，这一路行程约3000多公里，途径佛蒙特、纽约、俄亥俄、印第安纳、爱荷华、内拉布斯加等州，如我们对横贯美国感兴趣，可以跟车，到怀俄明后她可把我们送到科罗拉多州的丹佛，这样我们可飞回波士顿。

从美国同学的sounding和平时的各种讲座中，我已得知这个国家面貌层次多、贫富差距大，但亲眼目睹的直观感受往往会比间接经验会留下更深刻的印象，我欣然接受了这位同学的好意相邀。同行的还有一位土耳其同学。一位来自印第安纳的美国同学正好希望回家探望父母，也一并加入。

美国西部冬季雪量较大，温度能低至零下20多度。我为这趟旅行所作的准备简直就象去北极探险。临行前数天，我在波士顿花1300美元买了一件长至脚踝的加拿大鹅（Canada Goose）羽绒服。这是我迄今为止拥有的最贵的一件衣物。

在富裕、人均收入较高的波士顿，加拿大鹅在大街上比较常见。但这件羽绒服还是吸引了身边不少人的目光。大家对中国的收入水平产生了兴趣。

“你在中国属什么层次？”克什米尔女友追着我问。她在哈佛领取的补贴也负担得起加拿大鹅，克什米尔冬天也很冷，用得着羽绒服。但她家人亲戚的所有衣服加起来，价钱也不抵这一件。

我解释了中国地区发展的不均衡以及近几十年的变迁，比如我的父母辈年少时都有饥饿的记忆，他们一生度过的生活不是一种，而是好几种。

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对比，让我更清晰地看到，个人和时代的繁荣如何密切相关，而中国又如何从全球化中获益。1990年，徐国琦于圣诞节平安夜到达波士顿，身边带着三个装满各种日用品的行李箱，还有100美金。因为国内的外汇管制，每个人最多只能带100美金，当时相当400元人民币。时过境迁。2019年我到美国时，只带着一个随身背包和一个装着四季基本衣物的行李箱——出发前一朋友建议“少带点东西，美国比国内便宜。”

而美国的工薪阶层则是全球化的牺牲品。一位来自底特律的美国同学，在sounding中讲述了自己父亲在1980年代失去通用汽车的工作后，变得游手好闲和酗酒的家庭往事。麻省理工大学经济学家大卫·奥托尔(David Autor)等人的研究显示，当男性失去良好的制造业工作后，会造成更多的未婚母亲、更多的孩子生活在贫困中、更多的人早逝。

我们这趟西部之行的第一站，是以景色和滑雪闻名的佛蒙特州，距离麻省不远。我们夜宿Grafton小镇，此处出产较高品质的芝士。邀请我们出行的同学的父亲居住在这座小镇，有一座建在溪水上的房子。当晚这位同学的父亲邀请我们去另外一座小镇看歌舞表演。在场观众除了我们几个外来过客，多数为白发苍苍的老人。年轻人为了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几乎都去了城市。

随着去工业化和科技经济的兴起，美国地区和城市发展的不平衡正在加剧，有些城市是赢者通吃——比如拥有时髦饭店和昂贵房地产的波士顿，很多地区则被抛在了后面。

下一站我们借宿纽约州的罗彻斯特（Rochester），这里曾是柯达的总部。此地居民数代为柯达工作，据说在全盛期就连柯达的清洁工都有可观的年终奖。现在这座城市里随处可见工业衰退的迹象，建筑有一种败落敝旧的气息。接下来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此类曾是钢铁带（steel belt）如今已成锈带（rust belt）的城市，失去一份好工作对社会纹理带来的侵蚀，更是肉眼可见。这也让我更好地理解了特朗普现象——是对时代不满的人群把他给抬出来的。2016年大选，正是白人工薪阶层的巨大支持帮他赢得了总统大选。

在这趟为期一周的旅程中，美国同学们务求尽到地主的责任，本着帮助国际生更好地了解美国的善良愿望，数位同学的亲朋好友对我们打开大门，让我们借宿，还招待饭食。一路上我们谈笑风生。主要是他们谈，我听。路上第二天我就因发烧失去了声音。

从东部到西部，有时进入不同的州如同进入了不同的国家。土耳其同学问了车上美国同学一个问题：是什么把美国这样一个如此多元、异质的国家粘在了一起？

两位美国同学苦想不出一个满意的答复。我扯着嘶哑的嗓子说: xian-fa。

“美国是现代国家建设方面的元老。美国xian-fa是世界上第一部通行至今、运行极稳定的成文法律。200多年，所增补的修正案也仅有27条。美国人在1946年为日本所写的xian-fa一直为日本人延用至今，一条未改。”徐国琦问我，“你知道近代中国共出台了几部xian-fa么？”

在哈佛的第一学期，我在法学院上了一门美国xian-fa史的课程，到学期结束，才讲到美国内战时期，大致了解了每个xian-fa条文背后，都是各方压力团体力量博弈的结果。在日常的电视辩论中，也看到两党动不动就提xian-fa，似乎这些条文必须以教义的形式被阐明和捍卫。

大概一个外人，才更能觉察出另一个国家的独特之处。就如我对美国同学指出他们xian-fa的重要性，土耳其同学告诉我，中国传统针灸疗法，治好了她朋友的烟瘾。

一路向西，我们进入了有玉米带之称的农业区，公路边零星矗立着房屋，辽阔、空旷又寂静，手机信号时有时无，人烟越来越稀少，人种也越来越单一，爱荷华、内拉布斯加都是白人人口占绝对主导。海拔也越来越高。车子驶入怀俄明的那晚，我们抬头看到成千上万颗星星在深蓝的夜空中闪烁。这是波士顿看不到的盛景。车里一片掌声。

                                       爱荷华州的明信片

途径的加油站里售卖的印着各州州名的纪念品，从冰箱贴到T恤，不少都产自中国。美国人对自己的“国货”充满自豪感，货架旁也经常摆着“Proudly Made in the USA”的标签。

在怀俄明州的拉勒米 (Laramie)小城，即怀俄明州公共电台所在地，我和土耳其同学一起观看了美国国会对特朗普的第一次弹劾。对美国政治一向意见比较强烈的土耳其朋友日后提醒我：你当时看起来可真淡定！

我回答称，我也很怀念昨日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