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威 何元皓 张高飞｜自控力对高校学生学业成就的驱动效应及其作用机制
摘 要：自控力是高校学生学业成就增值、取得人生长远发展的重要基石。在系统梳理自控力多维理论概念内涵、我国高校学生自控力匮乏行为表征的基础上，构建本土化自控力观测指标体系，利用全国大学生追踪数据，分析自控力对学业成就的驱动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自控力匮乏构成我国高校学生的群体性危机，在学习、生活、网络场域呈现努力控制失败、延迟满足失败、不良作息惯习和数字分心症候特征。自控力通过学业参与的中介作用，对学生当期与长期学业成就形成显著驱动效应。研究为高校提升学生自控力、保障人才培养质量提供科学支撑。
关键词：自控力；学业成就；学业参与；高校学生；工具变量
一、问题的提出
弗洛伊德（S. Freud）在《超越唯乐原则》一书中指出，成功的社会化在于个体抑制或延缓本我中避苦趋乐的即时满足冲动，做出对自我与社会长远有益的行为选择过程。这为此后学界的自我控制（self-control，简称“自控力”）研究奠定了基石。作为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乃至脑科学学者高度关注的跨学科议题，长期丰富的理论探讨与经验研究表明，自控力是预测个体人生成功的关键要素，其影响力可与个体智能、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相媲美。自控力是个体成年阶段经济收入、职业声望、身心健康的预测指标，对大学阶段的青少年而言，自控力也是建立自我信念、开展人际交往的基础，更是提升课业成绩、获得高学业成就的关键心理特质。
伴随我国社会经济和高等教育急速变迁，高校学生呈现新代际青年群体特征，在不同程度上对自控力人格品质的养成形成抑制风险。新代际群体独生子女占据主体，孩童期过度溺爱的父母养育倾向、基础教育阶段高压模式的应试教育体验，对其自控力人格品质的养成构成阻碍。伴随高等教育普及化，迫于父母期望、就业压力做出被动升学选择的非自愿升学者（involuntary attendance）比例攀升，新代际群体的自我发展目标的模糊性削弱自控力发展。新代际群体与互联网共同成长，虚拟空间、社交媒体等高科技发展深度嵌入日常生活场景，在享受网络社交即时愉悦的同时，网络沉迷或数字分心（digital retraction）对其正常学业开展构成危害。面对上述学生自控力匮乏加剧风险，为保障高校人才培养质量，提炼并观测我国高校场域内学生自控力概念内涵与行为表征，厘清自控力匮乏群体特征，评估自控力对学业成就的驱动效应，成为亟待学界回应的重要议题。鉴于此，本研究利用全国大学生追踪数据，从理论与实证视角回应上述问题。本研究从学理层面拓展自控力概念在我国高等教育情景中的适用性，丰富高校学生学业成就发展的阐释向度，更在实践层面为高校优化教学管理、开展针对性自控力强化干预举措提供科学支撑。
（一）自控力概念内涵的多重阐释向度
自控力对个体行为和幸福的重要性毋庸置疑。青少年时期的自控力水平不仅可预测青春期的认知与自我调适能力，与成年阶段的健康和福祉也密切相关。相反，自控力匮乏不仅引发青少年学业失败，与成年后的冲动行为、拖延症、不良饮食、酗酒犯罪间也存在不可低估的关联。由于自控力与众多行为后果间的紧密关联，因此被视作个体“适应的标志”（Hallmark of Adaptation）。
尽管自控力构成个体重要心理特质，但学界对其概念内涵的理解尚未达成共识。作为最具代表性的定义，自控力被理解为个体克制习惯性、冲动性反应，通过对思想、情绪、行为的有意识调控，以实现特定目标的能力。该概念框架与延迟满足（delay of gratification）理论和双系统理论（dual-systems framework）相呼应，共同强调了抑制要素在自控力概念内涵中的核心地位。
自控力也被理解为追求获取长期更大奖励、延迟享受即时较小奖励的理性选择能力。米歇尔（W. Mischel）等将自控力定义为自愿抵制即时奖励、抑制与长期目标相冲突的不良冲动的能力，具体表现为具备动机性、目标导向的延迟满足行为。因此，自控力匮乏的关键原因在于，个体屈服于即时满足的诱惑，由此阻碍实现更具情感、行为或认知收益的长期目标。相较于传统概念，以上定义虽依然包含努力抑制要素，但概念内涵得以拓展，更为强调个体在即时低奖励与长期高奖励冲突间的理性选择。与之相关，鲍迈斯特（R. F. Baumeister）等的自控力能量模型（the strength model of self-control）从心理能量稀缺性和有限性的视角，为自控力匮乏提供理论阐释，挑战了传统心理学将自控力视作性格特征的认知。
上述自控力概念强调了“抑制”和“努力”两大关键要素。然而近年学界对自控力提出截然不同的理论阐释。如有研究强调，由于个体专注能量或激励资源的缺乏，努力抑制只是解决矛盾冲突的多种方式之一。基尔巴特（M. Gillebaart）和瑞德（T. D. Ridder）指出，高自控力个体通常并不依赖努力抑制解决困境，而是将自控力转换为目标一致的长期行为习惯，以相对轻松的策略解决矛盾。部分实证观察提供印证，发现高自控力个体通常在学习、健康作息、体育锻炼方面养成了更强的良性行为习惯。
值得注意的是，脑神经科学和医学领域的研究，进一步拓展了人类对自控力内涵的理解。神经生物学基于人体脑部横断面成像发现，青少年大脑前额叶皮层发育尚未成熟，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自控力和理性决策能力发展。伴随个体学习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大脑前额叶回路方得以成长发育。该研究基于跨学科视角表明，人类进化反映了生理约束和历史经验的相互结合，两者共同塑造了大脑和行为。医学研究发现，血糖是自控力能量的重要来源。自我控制行为消耗大量葡萄糖，当血糖浓度较低，无法补充大脑需求时，更易出现自控力匮乏。
（二）我国高校学生自控力匮乏的行为表征
高校学生处于向成年过渡的重要认知发展阶段。伴随离开家庭逐渐走向独立生活，新兴成年学生需充分依靠自我控制，应对来自学业、财务、人际、社会承诺的诸多挑战与调适，否则对其心理发展存在负面影响。聚焦我国情境不难发现，部分学生在课内教学场域、课外自主学习场域、生活场域、虚拟网络场域暴露的诸般自控力匮乏行为，已构成制约我国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瓶颈。
第一，课内教学场域。近年学生“课堂沉默”图景被高度关注，研究者从文化惯习、教学方式、师生互动、课程特征等方面，阐释了该现象背后的发生机理。但仍需留意的是，努力控制失败引致的心智游移，即学生在课堂中走神、昏昏欲睡、利用电子产品浏览教学无关网页等外显行为，也是“课堂沉默”不可忽略的成因。相较于其他活动，课堂学习中心智游移发生更为频繁，研究指出近76%的专注度下滑、心智游移现象发生于课内教学场域。
第二，自主学习场域。长期以来，高校学生课外自主学业参与不足问题迟未缓解。对比2011年与2021年大学生课外学习时间发现，十年间课外自主性学业参与极端不足学生比例从1.7%增至3.4%，自主性学业参与高度充裕学生比例从12.6%降至7.9%。究其缘由，在于我国院校教学管理制度中过高的毕业学分严重压缩学生自主学习时间。此外，课外自主学业参与不足与学生个体难以实现延迟满足存在关联。尤其对独生子女一代而言，在脱离父母管控后，无法维持课外自学与社团活动投入平衡的自控力危机愈发凸显。研究印证，大学生每周课外活动时间远高于课外自主学习时间。
第三，高校生活场域。由于我国高校施行全员住宿模式，大学升学意味着脱离对原生家庭的依附，开始校园独立生活。为此，从青少年向成年的过渡期，意味着大学新生必须面临分离（separateness）和自主（autonomy）双重议题，异地就读高校的学生所面临的挑战尤为严峻。过渡期中，由于父母等监护人的外部约束消弭，自控力成为制约学生大学适应的关键因素。然而，在网络沉迷、时间管理能力不足、自控力匮乏等内外部诱因之下，我国相当部分高校学生存在生活作息混乱问题。有研究指出，由于移动互联设备的过度使用，我国大学生日间嗜睡群体比例高达43%。自控力匮乏学生中就寝拖延、睡眠不足、昼夜紊乱等不良生活惯习问题尤为突出，对学业参与和个体发展构成严重阻碍。
分析我国学生生活场域中的自控力匮乏行为，需要特别留意重要他者（significant others）或参照群体（reference group）的影响。相较于仅新生住校的欧美高校，我国高校学生的校内朋辈关系持续至毕业阶段，网络纽带更为稳定亲密，影响效应也随之更强。朋辈间的紧密联结，使大学生的价值观、行为选择呈现从众或趋同化特征。基于社会遵从和社会比较的理论视角，朋辈效应不仅体现于青少年教育选择与学业成绩，对非认知能力发展的影响也不容忽视。Z世代为代表的青年群体所持有的及时行乐、即时满足、悦己型代际文化特征，对自控力构成不同程度冲击，抑制其理性行为选择。海外大学生受朋辈群体影响，容易沉迷酗酒、吸烟等高健康风险行为。我国高校学生的过度消费、睡眠障碍、网络成瘾问题背后，朋辈群体的影响不容小觑。
第四，虚拟网络场域。数字网络技术重塑高校学生学习生活时空与行为模式，虚拟网络场域是观测学生自控力不容忽视的空间场域。身为数字原住民，Z世代青年成长于“永远在线”的数字世界，由于多重联网成为常态，经常处于同一时间、不同平台的多重任务并进状态。研究发现，社交媒体诱惑、持续网络链接、精准娱乐信息推送等数字技术，塑造了“容易分心、专注力低、面对挑战性任务时毅力薄弱”的青年特质。无论课内课外，数字分心构成当下学生学习体验的重要挑战。国内证据表明，高校学生学习时间被网络娱乐大量占用，学生网络成瘾倾向在2010—2020年间呈上升趋势。在学术选拔性较低院校中，课堂中使用手机开展网络社交娱乐的“隐性逃课”现象占比高达49.40%。
（三）自控力对学业成就的驱动效应
自控力不仅是个体建构生活信念、适应学习生活场域的重要基石，也是学业成就的关键预测指标。研究表明，自控力对青少年早期学业成就形成重要影响。瓦索尼（A. T. Vazsonyi）等利用捷克学生数据，在控制性别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差异后发现，自控力对学业成绩存在显著正向效应，且该效应明显高于学习动机与学校融入，仅次于智力水平对学业成就的影响。库恩勒（C. Kuhnle）等基于德国学生追踪数据，发现自控力与当期学业成就间的关联性，更印证了自控力对后期学业成就的长期驱动作用。
不仅如此，部分研究验证了早期自控力培养对高等教育阶段学业成就存在显著驱动效应。斯坦福大学跨时十年的追踪研究验证了自控力的长期影响。通过对学龄前儿童延迟满足行为的自控力评估及其十年后SAT成绩的相关分析发现，早期自控力水平与青年阶段学业成就间存在长期且显著的正向关联，并对青年时期抗压扛挫能力存在积极影响。沃尔夫（R. N. Wolfe）等使用多维人格量表发现，自控力能预测约9%大学生平均绩点变化，其影响效应高于其他31类人格特征和SAT成绩。坦格雷（J. P. Tangney）发现，自控力与大学平均绩点间存在显著正向关联，高自控力个体会由于减少学业拖延而获得更高学业成就。乔布（V. Job）等通过瑞士高校学生自控力训练实验发现，相较于对照组，实验组学生在历经7个月的自控力训练后收获更高的课业成绩。我国的证据也为自控力驱动效应提供了有力支持。研究者在利用监测程序记录我国高校学生手机使用时间的基础上，发现自控力在手机使用与课程分数中充当重要调节机制，高自控力学生课程成绩相较于中、低自控力学生分别高出6.5分和13.7分。
二、研究设计
上述有关自控力多维阐释向度、行为表征及其对学业成就驱动效应的理论与经验研究梳理，为理解自控力概念内涵、系统构建自控力观测指标体系提供了重要支撑。国内有关自控力的研究虽已初具规模，但针对高校学生群体这一特定对象，尚缺乏相关自控力概念内涵及其行为表征的本土化理论阐释框架，经验研究也多局限于对单一院校学生的描述性观察，更缺乏有关自控力与学业成就间因果关联性及其内在作用机理的系统探讨。
鉴于此，本研究利用全国大学生追踪数据，立足我国高校学生学习生活场域特征，构建行为层面的自控力观测体系，利用因果推断策略评估自控力对学业成就的当期和长期驱动效应。研究问题为：其一，立足我国高校新代际学生特征，基于学习场域、生活场域、虚拟网络场域中的自控力匮乏行为表征，构建本土化的自控力观测指标体系；其二，基于调查数据和观测指标体系，厘清当前我国高校学生自控力基本现状，形成对自控力匮乏群体特征的基本判断；其三，系统评估自控力对学业成就的当期和长期驱动效应，引入因果推断策略探究两者间因果关联性；其四，基于学生参与理论视角，深入阐释自控力对学业成就驱动效应背后的作用机制。
（一）数据来源
为回应上述研究问题，本研究使用2018—2021年全国大学生追踪调查数据开展分析。2018年基线调查对象为我国31个省（区、市）72所院校的大一学生，调查根据全国本科院校类型、学科门类分布结构进行分层概率抽样。2021年根据基线调查获取的样本联络方式开展追踪调查，共回收17958个样本，其中男女占比分别为44.19%和55.81%，文理学科占比分别为48.44%和51.56%。根据教育部2021年全国在校生统计数据，男女占比与文理学科占比分别为47.1%和52.9%、49.19%和50.81%。本研究样本结构与全国本科生分布基本一致，具有较好代表性。
本研究以大一基线调查的自控力水平作为核心自变量。在此基础上，为清晰评估自控力对学业成就驱动效应的动态变化趋势，分别利用大一基线调查与大四追踪调查数据中的学业成就信息，考察自控力对学业成就的当期和长期驱动效应，并聚焦长期驱动效应深度剖析自控力的内在作用机理。
（二）变量设定
1. 自变量。核心自变量为高校学生自控力。基于自控力多维理论与我国高校学生特征，将自控力界定为高校学生在学习生活场域中为实现长远发展目标，主动抵制即时满足、控制不良冲动、形成良性行为惯习的能力特质。针对高校学生存在的自控力匮乏现象，基于可观测原则，聚焦学习场域、生活场域、虚拟网络场域，构建涵盖努力控制失败、延迟满足失败、不良行为惯习、数字分心症候等行为表征的自控力五维观测指标体系。观测题项内容和概念框架详见表1、表2。
2. 因变量。因变量为大一、大四学年期末的学生学业成就。学业成就是指高等教育在学生认知层面所引致的发展性变化，可借由课程成绩或综合能力加以测量。鉴于此，本研究选取百分制课业成绩作为学业成就的具体观测指标。其中，考虑到不同院校、专业间课程成绩评价模式的差异性，本研究根据学生所在院校、专业进行标准化处理。大一基线期与大四追踪期课业成绩均值分别为79.494分（std.=7.867）和82.285分（std.=6.485）。
3. 中介变量。学生参与理论显示，学生个体在高校各类教学与学术实践活动中的积极参与，是预测学生学业成绩和未来生涯成功的重要变量。为深入探究自控力对学业成就长期驱动效应的作用机制，本研究将学业参与作为中介变量。借鉴既有研究基于学习场域、外部约束双重维度建构的学业参与概念框架，具体将学业参与区分为课内过程性参与、课外自主性参与二维指标体系，指标内部一致性良好（Cronbach’s α介于0.791~0.869）。
4. 工具变量。鉴于自控力与学业成就间因果关联受不可观测因素干扰，使用剥离样本个体后的同院校且同专业内部的朋辈群体自控力平均水平作为工具变量（Instrumental Variable, IV）。选择该变量作为工具变量，在于自控力本质上是个体内在心理特质，朋辈群体自控力并不直接影响个体学业成就，满足外生性假设。此外根据朋辈效应理论，朋辈自控力与个体自控力间存在关联，满足相关性假设。
5. 控制变量。考虑到学业成就的影响因素错综复杂，本研究将学生个体特征（性别、标准化高考分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年收入、第一代大学生、家庭所在地行政层级）和院校组织禀赋（学术选拔性、专业门类）纳入控制变量，并纳入院校、专业固定效应及其交互固定效应，增强分析结论可靠性。
（三）模型设定
1. 基准回归。为考察高校学生自控力的结构性差异，设置如下多元线性模型：
其中，self_controli为个体i的自控力水平，personali、familyi、institutioni分别为学生个体特征、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院校组织禀赋系列变量， εi为残差项。在此基础上，拓展式（1）所示模型，在控制相关协变量的基础上考察自控力与学业成就间关联性，构建如下基准回归模型：
其中，
2. 工具变量。本研究在模型（2）的基础上引入朋辈自控力作为工具变量开展稳健性检验，构造两阶段估计模型如下：
其中，peer_controlc,m,i表示与个体i同院校、同专业朋辈群体自控力水平，系数
3. 中介效应。为检验自控力长期驱动效应的内在作用机制，引入学业参与变量构建中介效应模型：
其中，
三、实证分析
（一）自控力观测指标体系构建与现状分析
首先对本研究构建的自控力观测指标体系开展有效性分析。结果显示，自控力观测指标收敛效度良好，Cronbach’s α系数达0.766。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见图1）X2指数为167.461（p<0.001），模型均方根误差（RMSEA）为0.044，小于参考值0.05；拟合优度指数（GFI）、平均拟合优度指数（AGFI）、非赋范拟合指数（NFI）、比较拟合指数（CFI）、递增拟合指数（IFI）和Tucker-Lewis指数（TLI）均高于参考值0.90，表明自控力观测指标体系内部结构效度良好。由上述可知，本研究构建的自控力行为观测指标体系具备合理性，为分析自控力匮乏群体特征、评估自控力对学业成就驱动效应奠定了科学基础。
图2汇报了基于上述五维观测指标体系所刻画的高校学生自控力基本现状。整体而言，我国高校中约1/3的学生（33.26%）存在自控力匮乏问题。具体而言，首先，自控力匮乏现象主要发生于课内教学场域，因努力控制失败而出现心智游移、从事课堂无关行为的学生占比高达72%。其次，网络虚拟空间是自控力匮乏现象频发的行为场域，因数字分心而导致网络任务专注失败的学生占比达62%。再者，高校学生在生活场域中的自控力匮乏问题不容小觑，朋辈享乐趋同现象普遍存在（47%），且近半数学生（45%）深受睡眠作息紊乱等不良行为惯习困扰。最后，学生在课外自主学习场域中的自控力水平相对充足，但仍有近1/3学生无法平衡自主学习与课外活动，存在延迟满足失败的自控力危机。
（二）自控力匮乏群体结构性特征分析
首先，自控力存在显著个体特征差异，男性学生自控力水平显著低于女性学生0.242个单位，且性别对自控力的预测作用远高于其他后致性因素。（见表3）其次，自控力水平与学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间存在显著关联。结果显示，家庭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积累在子代自控力养成间存在截然相反的影响。换言之，第一代大学生自控力水平显著低于第二代大学生，表明家庭文化资本匮乏一定程度上抑制子代自控力良性发展。家庭经济收入较高学生的自控力水平显著低于贫困家庭子代，家庭经济资本积累对子代自控力形成负向作用。值得留意的是，院校学术选拔性与学科门类对学生自控力均未构成显著影响。各层次院校、各专业门类学生中自控力匮乏群体占比均达到1/3。
（三）自控力对学业成就的驱动效应分析
为分析自控力对高校学生学业成就的预测作用，本研究利用截面调查数据和纵向追踪数据，考察自控力对百分制课业成绩的当期和长期驱动效应，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
列（1）汇报了纳入学生个体特征、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院校组织禀赋等控制变量后，自控力对课业成绩的当期驱动效应估计结果，发现自控力每提升1单位，学生课业成绩显著提升0.505分。列（2）汇报了自控力对课业成绩长期驱动效应的估计结果，发现伴随自控力提升1单位，学生大四学年的平均课业成绩显著增长约0.654分。最后，上述模型调整后可决系数（Adjusted R2）位于0.143至0.146之间，F统计量均在1%水平显著，模型估计结果有效。
（四）稳健性检验：IV估计
学业成就的影响要素错综复杂，不仅受到学生个体智能、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院校组织禀赋等先赋性及后致性因素制约，同时还受到高等教育环境内外不可观测的广泛要素影响。由此所引致的内生性问题，不仅将导致基准回归结果偏离实际情形，还将混淆对自控力与学业成就间因果关联性的准确识别。鉴于上述，本研究引入朋辈自控力作为工具变量检验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表5汇报了IV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估计结果。
面板A和面板B分别汇报了朋辈自控力IV的第一、第二阶段估计系数，列（1）和列（2）分别汇报了当期效应、长期效应估计结果。第一阶段估计结果显示，在控制系列个体及院校层面变量的情况下，朋辈自控力与自控力水平间存在显著关联。第二阶段估计结果显示，高校学生自控力对学业成就存在显著的正向因果效应。面板C结果汇报了IV不可识别检验、弱IV检验结果。具体而言，Kleibergen-Paap rk LM统计量在1%水平显著，拒绝IV识别不足假设；Cragg-Donald Wald F统计量远大于临界值16.38，拒绝弱IV假设；Anderson-Rubin Wald F统计量在5%水平显著，拒绝内生回归系数之和等于零的原假设，IV与内生变量间满足相关性条件。面板D汇报了简化型（reduced form）估计结果，朋辈自控力对当期和长期学业成就回归结果显著，IV选取具备适切性。
（五）学业参与的中介效应分析
充足、深度、持续的学业参与是高校学生学业成就增值的重要基础。为深入洞察自控力对学业成就长期驱动效应的作用机理，本研究引入学业参与作为中介变量进行机制检验。估计结果如表6所示。列（1）和列（2）表明，自控力对大二至大四期间学业参与存在显著的长期正向影响；列（3）和列（4）显示，过程性参与、自主性参与在自控力对学业成就的长期驱动效应中，存在显著中介效应；列（5）显示在同时纳入两大学业参与指标后估计结果依然稳健。最后，基于Bootstrap自助抽样计算中介效应占比，发现课外自主性参与的中介效应占比达24.60%，课内过程性参与则为18.11%。此外，使用IV检验上述中介效应估计，发现自控力与学业参与间因果关系显著，中介效应估计结果具备稳健性。
四、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聚焦我国高校学生自控力匮乏现象，科学评估自控力对学业成就的驱动效应与作用机制。本研究的边际创新贡献包括以下4个方面。其一，建构本土化自控力行为观测指标体系，结合我国高等教育情境，拓展自控力概念内涵与理论视野；其二，考察高校学生自控力现状与匮乏群体特征，为构建精准化的辅导帮扶提供支撑；其三，验证自控力对学业成就驱动效应及其因果关联，为高校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提供新的理论切入视角；其四，将学业参与的传导作用纳入考察范畴，深度揭示自控力驱动效应的行为中介机制。
（一）研究结论
1. 立足中国高校“学习-生活-网络”三元交叠场域，构建自控力五维观测指标体系。本研究构建的自控力行为观测指标涵盖学习场域、生活场域、虚拟网络场域三大学生日常行为空间，并依据自控力多维概念内涵，结合我国高校学生自控力匮乏行为表征，构筑课堂无关行为、难以平衡学业与娱乐、朋辈享乐趋同、睡眠作息紊乱、网络任务专注失败五维行为观测指标。经检验，观测指标体系收敛效度与结构效度良好，极大拓展了自控力多维概念内涵的本土理论解读及其在中国高校场域中的适用性，为高校观测学生自控力现象提供工具支撑。
2. 我国高校学生自控力匮乏状况广泛暴露于学习、生活、网络场域之中。自控力匮乏首先发生于学习场域，课内教学场域中近七成学生（72%）因努力控制失败出现课堂无关行为，近1/3学生在课外自主学习场域面临难以平衡学业与娱乐活动的困扰。其次，生活场域中受朋辈他者影响，近半数学生为沉迷享乐（47%）、睡眠作息紊乱（45%）等延迟满足失败与不良惯习所困扰。此外，由于网络虚拟空间与现实场域重叠互联，多重任务并进的联网状态严重干扰新代际学生群体的正常学习生活，62%的学生存在数字分心症候所引致的网络任务专注失败。
3. 自控力匮乏构成新代际高校学生较为突出的特征，且存在结构性差异。首先，自控力匮乏构成中国高校相当一部分学生面临的严峻挑战。相较于基础教育，大学学习生活中的外部约束性弱化，学生个体能动性的作用增强。由于父母养育方式与早期养成的缺乏，自控力匮乏成为各类院校与各学科专业的普遍特征。其次，男性自控力匮乏程度显著高于女性。性别差异与两性社会化经历有关。早期性别社会化过程中的教育引导，导致男孩更具冒险精神，女孩倾向规训自律。最后，自控力养成存在社会结构性差异，家庭文化资本匮乏、家庭经济富裕学生自控力更为薄弱。该现象或与第一代大学生父母的过高教育期望和支持缺位，高收入家庭父母的过度溺爱倾向有关。高干预、高控制型“直升机式养育”限制了子代自控力良性发展，一旦外部监督消弭，新兴成年人将陷入自我控制失败困境。
4. 自控力对学生学业成就存在显著且长期的驱动效应。大学生追踪数据分析表明，自控力与学生学业成就间存在动态因果关联。学生大一阶段的自控力水平不仅对当期课业成绩形成显著正向驱动，对大四毕业时的课业成绩也具有正向预测效应。本研究利用朋辈自控力作为工具变量，使用因果推断策略验证了自控力与学业成就间的因果联系。研究同时印证个体自控力与朋辈群体自控力间存在密切联系，受到即时满足、悦己享乐等青年代际文化的潜在影响。上述结论与既有研究相印证，自控力构成预测学生长期发展的重要非认知特质，科学培育高校学生自控力构成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的重要环节。
5. 学业参与构成自控力驱动效应的中介行为传导路径。研究显示，在自控力对课业成绩形成直接驱动效应的同时，课堂内外的过程性学业参与和自主性学业参与，构成自控力驱动学业成就提升的中介行为传导路径。上述结论与国际研究发现一致，为揭示自控力对高校学生学业成就的内在作用机理提供了重要科学阐释。具体而言，学生在课外场域中的自主性拓展学习，构成自控力影响学业成就最为重要的中介机制，其传导效应占比24.60%；自控力也能强化学生在课堂教学过程中积极参与互动，对学业成就提升形成间接驱动。
（二）政策启示与研究展望
本研究为高校强化学生自控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供干预思路。
1. 构建学生自控力早期识别机制与系统干预举措。针对我国相当一部分高校学生存在自控力匮乏现象，院校应构建早期识别预警机制与干预帮扶举措。尤其针对男性学生、第一代大学生、家庭经济富裕学生等自控力匮乏高风险群体，应高度关注并开展精准化、个性化帮扶。院校可整合辅导员、学生工作人员、心理咨询专家、优秀朋辈学生等多元力量，采取早期介入方式，强化学生自控力建设，由此降低学业失败等问题的发生概率。具体干预内容方面，院校需针对高校学生自控力匮乏行为表征，系统构建涵盖时间管理、学业规划、学习策略、良性网络使用的咨询服务与帮扶措施，提高学生自我规制能力，全方位助力健全人格培育与学业长远发展。
2. 构建“学习-生活-网络”跨场域数字干扰纾解机制。鉴于课堂教学场域、课外自学场域、生活场域与虚拟网络空间深度交叠，数字分心构成自控力提升的严峻阻碍。高校应在尊重学生个人隐私的基础上，探索构建跨场域数字信息干扰纾解机制，减缓多媒体信息流对学业参与的负面冲击。首先，建立严格的教学管理规范，在课堂教学场所合理使用智能电子设备，提升学生专注度与师生互动水平。其次，在教学楼、图书馆、自习室等学习区域设置网络娱乐信息访问权限，引导学生合理适度使用互联网络，降低自主性学业参与不足问题发生。最后，加强学生生活规范教育，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生活作息，避免陷入就寝拖延、昼夜紊乱等不良生活惯习。
3. 多措并举建立健全高校学生自控力培育体系。高校应充分借鉴国际自控力培育举措，实施包括体能训练、注意力训练等的自控力培育项目。通过增强学生对即时满足冲动、不良学习生活惯习的控制能力，帮助学生提高学业、抗疲劳能力与心理韧性。依托专业教师、辅导员队伍定期开设自控力培育专题教育活动，提供学业辅导、心理咨询、生涯指导等帮扶举措，帮助学生及时纠正不良惯习，习得有效应对学业与人际压力、外部短时诱惑的积极心态，引导学生立足长远发展目标，增强抵御外界因素干扰的自控力建设。
诚然，本研究针对高校学生自控力的探索尚存局限。首先，应完善高校学生自控力观测指标体系的构建。其次，需开展长时段纵向追踪，深入考察青少年不同成长阶段的自控力变化轨迹。再者，自控力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间存在显著关联，需深入探讨父母养育方式对子代自控力发展的影响。另外，需聚焦院校教学举措、学生支持体系对的自控力干预成效开展分析。最后需要强调的是，该领域研究需积极推进跨学科理论构建，引入实验干预等更为严谨的分析策略，提升研究的理论性与科学精准性。
【鲍威，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北京大学未来教育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员；何元皓，通讯作者，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大学未来教育管理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张高飞，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