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肺炎疫情：来自社会学专业学生的思考

杜谔 整理

来源：知行戈

- 编者按 -

2019-nCoV肺炎的爆发作为一次公共卫生紧急事件，防疫之战是整个社会的任务。在这样一次灾难之中也暴露出我们社会各个方面——政府、新闻媒体、慈善组织、基层防疫、信息公开、社会心态、谣言传播等等——存在的诸多问题。抗击病毒是一次艰难的战斗，反思病毒爆发与防疫之战背后暴露的社会问题、理智对待、全社会合力推进解决更是“路漫漫其修远兮”，需要不断艰难求索的。那么，在关于疫情相关问题的讨论中，社会学专业的学生如何在社会学理论与视角之下关注和思考现实问题？他们在思考和关注哪些问题？他们又是如何在信息爆炸的网络社会时代保持自己的理性思考的？——小编采访了来自国内外诸多高校在读/已毕业/准备跨考社会学相关专业的学生，将文字稿组成系列推送分享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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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社会、学术与个体心理” -

老象  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

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首先当然是一场灾难，除此之外，对于我们以社会学为志业的一批人而言，这场疫情则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一次“事件化”（渠敬东老师语）。正是这场疫情，让我们更直观、更深刻地看到了我们这个社会在“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日常状态里平稳运作的幕布之后一些更深层、更普遍的构造机理。从中，我们看到了高度集权的官僚体制也不一定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反倒是在不断的系统紊乱和自耗中变得异常僵化和低效；而经受了多年持续不断强力打压的民间力量居然也并没有销声匿迹根断苗绝，反而如同一夜之间蒙召而降的奇侠神兵，他们行动高效而且运作透明，凝聚了强大的社会力量；如此等等，令人印象极为深刻，但讨论这些议题的朋友已属不少，而我也并没有贡献更多高见的自信，我打算聊聊另一个问题，即对于有志于研究社会乃至尽己所能改善社会的我们而言，应该以怎样的心理来面对这样的灾难？ 这些天和朋友们一道，对疫情相关状况保持着密切的关注，时不时就会有朋友表示“看不下去了”“丧得不行”，有一次就有一位朋友出来提醒大家如果同理心太强，要注意信息摄取的适量问题，在必要的时候让自己和相关信息保持距离，保护好自己的身心也很重要。碰巧1月25号果壳公号也推了一篇广为传播的文，《如果丧到刷不动消息，请放过自己吧》。当然，首先保护好自己，这无疑是对的，但如果我们认定了一生的志业就是要关注、研究乃至于尽力去改善社会，我觉得这还不足够。可能我们还得再往前一步，在保护好自己的基础上，建设好自己的心理。韦伯在《以政治为业》的末尾说：“……必须使自己具有一颗强韧的心，以便能够承受自己全部希望的破灭。……一个人得确信，即使这个世界在他看来愚陋不堪，根本不值得他为之献身，他仍能无悔无怨……”韦伯所谓的这种“强韧”，在我看来不只是以政治为志业的人必须具备的品质，也是从事社会研究的人应该具备的品质。这种“强韧”品质要求我们超越天真无知的乐观和短视狭隘的悲观，也就是说，基于对社会和历史的深刻体认与洞察，我们没有理由盲目乐观，认为什么都不需要做就能“明天更美好”，同样因为上述的体认与洞察，我们也就不必过于悲观，完全可以像梁漱溟先生那样“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说到梁漱溟先生，令人想到前些年主动结束自己生命的江绪林老师，令人唏嘘的是，他生前曾经写过一篇从梁漱溟先生和高华先生的著作出发的读书札记《生命的厚度》谈知识分子的“心力”问题，他提出的问题很有意思，“相比于高华，梁漱溟个人或许经历和见证了更多的苦难、动荡和险恶，可是梁漱溟的论述却流露出更多的从容、豁达和乐观；相较之下，高华对启蒙价值的认受虽然诚挚，却显得那么脆弱而令人担忧。为什么会是这样？”江老师随即给了一个“初步的印象和解释”：“梁漱溟的思想是基于其丰厚的个体生命的，而高华则没有机会获取类似的思想资源和生命厚度。而正是丰厚的个体思想和生命使人有力量从容而豁达地承受命运的动荡和历史的冲刷。”高华先生的悲剧，在江老师看来，其“历史叙事的脆弱就表现在他认信的自由和平等的价值是非常单薄的，他似乎撷取了自由和平等的启蒙之花，却未曾拥有或获致相应的基督教的灵性传统或世俗的理性传统等启蒙之花赖以盛开的深厚的土壤，另一方面高华也无曾从传统的儒家或佛教传统中汲取思想或生命资源。”的确，如李猛所说，现代社会是一个本质上缺乏价值内涵的“抽象社会”，我们如果彻底陷于现代社会给我们设定的观念形态和现实结构中，就注定无从获得我们赖以信靠的价值信念的支撑，而缺乏价值信念支撑的人则注定无力应对现代社会加乎其身的种种压抑与煽动以及催逼与框限。因此，我们很可能迫切需要寻求某些精神的、价值的思想资源来作为我们立身之基与治学之本，只有具备了这一“基”和“本”，我们才有可能在面对各种灾变和苦难时，既保持高度的同理心和共情力，不冷漠不麻木，同时还能不为其所伤，不丧失对于人性和未来的希望。而这些我们迫切需要的东西，现代社会本身完全给不了我们，甚而言之，现代社会本质上是排斥这些东西的。当然了，这种寻求会是一个漫长的甚至毕生的过程，在此之前，我们要保护好自己，暂时退避一步，也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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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阈限”中的底层 -

翰墨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

这几日我的脑海中一直出现“阈限”这个源于人类学的概念。人类学的仪式理论认为，仪式一般可分为时节性仪式和通过仪式（生命危机仪式等）。范·盖内普把所有通过仪式分为三个阶段，即分离、边缘/阈限和聚合。他认为，生命危机仪式“基本上是一种度过生命转折或生命危机从而达到身份演变的‘文化设定’，给新人和全体参与者带来心理上的锤炼。”在此基础上，特纳发展了“仪式过程理论”，把阈限、交融和结构作为仪式研究的主要概念。其中“阈限”是仪式过程的核心：在阈限阶段，人从固定的文化空间“结构”中脱离，具有某种不确定性。特纳将这种状态称为相对于“结构”的“反结构”。 仔细想来，面对疫情之时的社会何尝不是在经历着一场“生命危机仪式”？这短短的几天里，我看到了公共行政部门的暂时性瘫痪和无力；看到了集体性的恐慌和无助；看到了多地的群体性事件和罢工；看到了各地各自为政，封村堵路。同时，我也看到了我长期关注的被打压到边缘的民间力量死灰复燃，在灾难面前快速反应、高效配合、精准对接；也看到了媒体和大众舆论重新发挥有利的监督作用。这些在平常看来匪夷所思的“混乱”与难以想象的“团结”，似乎也符合社会处于“反结构化”的阈限时期的设定。而按照特纳的理论，阈限期的事物恰恰处于社会结构的断裂之处、边缘之处和底层之处。“反结构”指的不仅仅是结构的消失，更可能是结构的颠倒和错位。所以这些匪夷所思和不可思议可能恰恰显示了社会运作的深层机制与内在逻辑。比如说，公共行政部门在疫情面前的低效率就暴露出在普通状态下常被忽略的一个问题：这个庞大的机器运作起来力量无穷，但却没有那么灵活。在突发的灾难和风险面前，向上请示和相互推诿的传统，让它行动缓慢且错漏百出。而集体性的恐慌和无助，对疫情和防疫进展的众多质疑，也反映出民众政治信任的脆弱性。在危及个人利益的危机时刻是那么容易破碎。民间行动和舆论监督的强势复苏，也说明了多年来我们的社会也在缓缓发展，积蓄能量。这股洪流本可为国家的发展贡献出巨大的力量，但湖北红会事件和近几日来针对慈善组织的禁令，恰恰反映出我们的政府并没有学会如何与这股力量协作。（虽然也可能是不愿意协作吧。） 但“过渡仪式”理论并不完全符合我们所身处的情况。特纳认为阈限期间，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一种平等、简单和一视同仁的关系。原有社会中界线分明的阶层结构消失不见，人们达到一种精神和灵魂的交融。但在疫情蔓延的当下却并非如此。虽然也有众多人伸出了援手，以守望相助的姿态应对难关。但更为瞩目的却是露骨的阶层结构被展现了出来。或者用贝克的话来说，这是一种风险地位结构，而非阶级地位。的确，在风险面前，每个阶级都面对巨大的不确定性，但不同地位等级上的人们规避风险的能力却大为不同。我的朋友圈中，有人早早听到了讯息，在一月初就出国避难。也有做田野时认识的工友，“晒”出用柚子皮自制的口罩。这场疫情对于大多数我的同学们而言，最大的困扰是无法出门。但对于更多人而言，可能意味着的是：物资暂时性匮乏时的缺衣少粮；医疗资源紧张之际的缺医少药；物流停运之刻的禽畜绝粮。扶贫“战役”的号角吹响良久，我身边很多人觉得贫困已离我们远去，暂时性的社会危机下人们何至于此。但现实却是“贫困”不仅仅意味着物质层面的匮乏，更是制度层面上的脆弱。大量的贫困人口和底层群众就像站立在河水之中，水平面正位于他们的脖颈处，稍微一点风浪就能将他们的淹没。而风险，却和在上层聚集的财富相反，大量聚集在社会的底层。华南海鲜市场的小商小贩就是这次灾难中最早暴露在风险中的人。而你可曾关心过，自己所在城市的环卫工人们是否戴上了口罩？微博上频频爆出的求助信息，还是来自于那些有能力使用网络且熟悉微博等通讯工具的人们。而那些独自在家的老者，那些不善言辞、不懂网络的受难者又有谁在关怀呢？被隔离后患脑瘫的儿子无人照顾而死；得知自己染病后上吊自杀的农村老人；等不来饲料而开始填埋饿死鸡鸭的养殖户……这些流传于网络上的信息也许会被人辟谣，但常年关注底层群体的我知道这都是绝对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也许就在我写下这段文字的刹那，它就在某个地方发生着。“风险不是风险，而是值得同情的苦难”。底层群体在风险中的苦难，需要得到更多的重视。 在豆瓣上看到有人说“这半年发生的种种，大概就像越战之于欧美左翼，CR之于知青一代，在青年人心中留下了恒久的、挥之不去的撕裂感和悖论感。尤其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生而言，更像是宿命一般，被赋予了需要追索一生的课题。”于我而言，我对自己的学术道路也有了更多的思考。做底层研究，“倾听底层”！希望多年后我不会后悔此时的决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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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在行动 -

小文  中南民族大学社会学本科生

“问我国家哪像染病？”春晚《霍元甲》中的一句歌词与在神州大地肆虐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形成了微妙的反讽。近一旬时光以来，一种强烈的共情状态包裹着我，每一段来自武汉，来自湖北的文字，视频，语音都在传递着一种无助而痛苦的情感，让人心情郁结。是的，国家染上了“肺炎”，这个“肺炎”有着三层意义：一是，生物学范畴上的肺炎，虽然我们不是专业人士，无法理解病毒的作用原理。但是我们有必要了解这个病毒是如何发生、传播的和应该如何防护，还有病毒在实际传播过程中的具体状况和社会危害，即肺炎的真相问题。这个真相一直被包裹着，掩藏着。我们有必要也有权利去探索，追问这个真相。二是，社会学范畴上的“肺炎”，围绕“肺炎”，造谣与辟谣，事实与谎言，官方与民间展开了多重角力，从中亦揭示出了许多社会问题。就“谣言”问题而言，如事实的解释权力问题、知情权问题（这也在拷问着官方，其长期以来缺乏和大众的良性互动，缺乏信息透明的工作方式、方法）。此外，政府在处理疫情中的种种举措，红十字会与民间援助间的矛盾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三是，道德范畴上的“肺炎”，在整个肺炎传播中，随着关键细节的逐步披露，我们看到了更多“部分事实”，在“人传人”的确认到钟南山院士在电视上明确表示存在“人传人”，在这段时间中，政府，疾控专家等多方为什么没有及时告知公众。这背后是一种怎样的伦理道德观念在影响着。还有就是，在肺炎疫情肆虐中，四散在各个地方的武汉人，甚至湖北人遭受到的“猎巫”似的对待，这又体现着哪种道德观？

上述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作为一个社会学专业的学生，我能学以何用？在实际中，我们又该如何帮助处于困境之中的人们？我苦思不得其解。甚至有了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挫败感。后来在一位学长的开导下，得以解惑。一方面，通过学习专业知识得以明理，能够更多地理解和体谅他人，具有更强的同理心、同情心，这是社会得以维系的基础之一。二是身体力行，各种援鄂行动，大家积极参与其中贡献力量，在实践中帮助他人，获得社会认同感，个人成就感和价值感。在几个同乡同学的撮合下，我们组合了一个九个人的援鄂小组织，筹钱，找货源，联系医院，工作风风火火地就展开了。由于资金有限，在购买了一些物质送往医院后，我们的工作就告一段落了。但是这个援助经历让我感悟到了“社会”的自发性和能动性。学习社会学三年多，在汗牛充栋的专业书籍中，我一直在寻找社会学家口中的“社会”。在援鄂行动中，我似乎触碰到了“社会”的存在，看到了其与“国家”的分别。“国家”是一个有着明确疆界，对该空间内的具有公民身份的人群具有统治权力的政治单位。而“社会”没有具体的空间界限，人们通过社会关系的纽带有机地联系起来。或许我的界定并不恰当，却对我有着深刻的意义。在疫情爆发期间，武汉封城，政府物资供应能力疲弱，医院不堪重负向社会求助。无数热诚的人，热心的民间组织纷纷伸出援手。在政府因病毒冲击而行动迟滞之际，各种民间组织（以饭圈为代表）爆发出了惊人的能量，展现了高效的行动力和组织能力。一大批仁人志士涌现出来，各站所能，在社会高度分工的今天，有机地整合各方力量，搭建平台，联系诸方。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在灾难面前，当政府职能失灵的时候，社会是如何有效地组织起来的。当然我们看到不同的圈子间的联系并没有那么紧密，但是我们还是能够从中看到社会内在的自发性和能动性。尤其是在当代社会——一个被认为由于消费，国家力量等因素作用而日益原子化的社会，有研究曾悲观地认为人们会因为现代化、消费主义的深化而丧失社会联系，但是热心的大众给出了答案，现实远远没有那么悲观，“血未曾冷”。这与低效的红十字会形成了鲜明对比。

肺炎疫情还是肆虐，现在远远还没到做结论的时候，这件事对于大家而言都是不幸的，但是对于社会学子而言，是一种“幸运”，因为通过这件事，我们能够直面社会现实，深刻体会社会问题的矛盾与冲突，做出有意义的，有温度的，有现实关怀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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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社会结构”与人 -

张萍萍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工作本科生

这次的疫情仿佛是针对政治进行的摸底考试。很明显，连连曝出的“丑闻”向社会揭露了当前中国的许多政治机制仍然存在问题。我们一直都知道它是存在各种漏洞和弱点的，可是并没有想到会如此不堪，又如此可笑。是结构的问题，还是人的问题?

这段时间，我加入了一个援助湖北的民间组织，是由高校学生自发组织而成。与此同时，也冒出了许多各类民间组织。如果中央调控足够有力，及时和到位，又哪里需要我们这些临时性组织存在呢？我们寻找符合资质的，价格合理，能发货的商家，我们去对接需要物资的医院，我们还要动员学生积极参与，自愿捐款。随时都可能面临商家反悔，库存不够，物流被卡的困境。这些都再次反映了社会信任的缺失，以及政府协调能力的不足。我们不知道我们这些民间组织还能运作多久，我们期待中央强有力地控制住目前的混乱局面，也希望疫情能有所抑制，或者研制出真正有效的药物。我们扛起本不属于我们的责任，替代政府发挥调配、运输、监督的功能。

我其实更想谈的是这次事件对我们每个人的伤害。大多数因肺炎变得不再完整的家庭，他们不曾做过什么错事，却要饱受隔离，死亡的威胁。那些被视为“炸弹”，与武汉有过接触的人，也没做错什么，却要被网络舆论骂成罪人。远离疫情中心，又与武汉不曾有瓜葛的其他人，也受到了延迟上班，开学的影响。人性也受到了考验，你会发现这个社会是矛盾撕裂的。焦虑，抗拒，排斥，麻木，勇敢，热心，同理。这是我第一次面对如此混乱，信息和情感不断冲击爆炸的社会。可我又深深地知道，偏见，不信任永远不会消失，个体之间永远相近又疏离。我更明白，我们对政治的失望是不会有所好转的。

这是一次集体性事件，可这个社会已经分化的太多了，而我们的政府并没有掌控好分化程度。在灾难面前，舆论要求我们成为工具人。死去的人是数字，奋战在医院的人是英雄。否则的话，个体会陷入到心理困境，一批一批的人和这个社会一起病了。

因此，如果看不惯这可笑的社会，而确实又只能坐在家中观望，写点有纪念性的东西，做点有意义的事。或者不去理会这场闹剧。无论如何，不要陷入痛苦和悲伤。作为青年的我们，都将有希望使社会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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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社会” -

Übermensch  社会学爱好者

社会究竟是什么？社会在哪里？

或许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说，社会这个概念的指涉物在最为例行化的日常社会生活中恰恰是模糊朦胧的、没有边界的、无法也无需感知的、隐匿不见的。它仿佛像孔德运用实证哲学来研究社会的方法那样，只有在社会的变异中才能窥见它真实的样貌；又或是像涂尔干著名的《自杀论》研究或是“失范”（Anomie）概念所预设的那样，只有通过考察社会的缺场才可能捕捉社会的存在。

社会这一仿佛不能再普遍而抽象的概念，在武汉疫情的爆发中，我们对它的认识又好似变得愈发具体。它的内涵与外延，都在这次突发事件中被人们重新思考、界定、检证与批判。抛开对社会的哲学思辨，我们能在科层制的失灵与“被训练出的无能”的专家话语面前，看到人们逐渐重新拾起并尝试树立自己的理性，这就是社会的影响；我们能在日常社会中占据支配地位的市场逻辑之外，看到人们自发建立的反市场组织与志愿或服务团体，这就是社会力量的重生；我们能在对不断扩张的封城模式的批评当中，看到人们逐渐具备的对社会经济运转的动态意识，这就是每个人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整体性。

换句话说，武汉疫情不仅可以作为一场孔德意义上的“社会实验”，在社会陷入困境或混乱时来思考社会的常态，它也作为一个事件或事实，在现实中影响着每个人对作为环境与塑造我们自己的社会的认识与反思。其实，社会学家在称呼个人时使用“个体”一词有欠妥当，它总是让人不自觉地联想到莱布尼兹的单子式的人观假设（personhood），换句话说，仅由“个体”无法构成“社会”。相反，社会学也许强调的是“社会人”，是处在多重社会关系中，并与作为整体的社会相互作用的人。既然如此，武汉疫情的失控所影射的不仅仅是一个有待解决的自然科学问题，更是一个社会议题。在这场充满绝望与失望的灾难（如果可以这么称谓）中，也许唯一的希望与激励就在于，期待它或许有可能重新邀请出“社会”的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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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社会“培育” -

邵凌  社会学爱好者

在瘟疫来临的时候，最先响应的是社会团体，在武汉、湖北、到全国，分散的个体很快的组织起来，开展自我保护运动。有各地校友会捐款捐物的，有组织起来在网上提供心理咨询的，有大V帮忙转发各种信息资源，程序员群体创建资源信息整合网站，运输队自发在武汉开展运输。大家各尽所能，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

正是在“艰难”的时刻，在“国家”反应慢一拍的时刻，“社会”迅速的成长起来。显而易见，如果社会力量能真正的蓬勃生长，那么整个中国的韧性会更强。但从SARS到现在，我们的“社会”真的得到“培育”了吗？

NO。

之前我以为，打压社会力量，是单纯的怕社会组织起来，怕形成反对的力量。现在再看，这只是其一，更直接的原因是：社会的自发力量，往往会动了官家的蛋糕。当然这个结论有个尚未验证的前提：在有利益的地方，就有官僚权力。

红会就是典型的例子。如果各个校友会，各方社会群体很顺畅的往各个医院运送物资，绕过红会，那等于一大块肉从它眼前溜走。结果可想而知。从社会网络来看，“社会<——>医院”变成了“社会<——>红会<——>医院”，加了一环，效率极其低下，也加入了很多权力的可操作空间，但为何必须要来卡一下，这不算账谁也说不清啊。

“国家—社会”，社会的成熟任重道远。世界并不总是向上、向好发展的。这个世界会变好吗？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一句话：

人类社会是这样一种奇怪的现实，其命运取决于我们对它的所思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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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主体性的“社会” -

栗子  武汉大学社会学研究生

仔细梳理疫情发生的时间线以及各方的措辞，自我感觉造成现在这个结果绝对不是其中的一方有意为之，问题更多的出在这个解决问题的制度。疫情发生初期地方政府上行下达的不及时，各级政府沟通的偏差，最终导致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而抗击疫情中的关键角色——红10字会让大众的失望，更多的是因为它作为政府的常设机构，在这种突发事件中无力承担起高强度的工作，分配物资的低效让网友吐槽，把这项工作交给任何一个快递公司都会做得比他们强。然而现实是在这种突发事件中“社会”的力量完全被排斥在外，即使存在也是在得不到及时的救助时的自救，比如武大和华科的校友会，但是他们在整个事件中的“存在感”，应该也是很弱小的。这让我想到我们社会学里的核心“社会”在这种突发事件中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或者再往前推，社会这个主体的位置何在？它如何与政府互动发挥自己的作用？如今看来，他更多的处于“失声”的状态，而承认他的合法性，甚至在中国特殊的语境下找到安身立命之处，我们真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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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 ✎ 泽宇

本期编辑 ✎ 云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