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l.523 新书速递 | 鲁道夫·冯·耶林：《权利斗争论》

鲁道夫·冯·耶林（Rudolph von Jhering，1818-1892），19世纪德国法学家。

潘汉典（1921-2019），著名法学家、法学翻译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研究所创建人、原所长。

该书是根据耶林1872年春天在维也纳那场获得满堂喝彩的告别演说整理而成的。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内容上，这部作品都介于耶林《罗马法精神》和此后的《法律目的论》之间。在从概念法学到利益法学之路上，《权利斗争论》在耶林法律理论发展过程中处于中间位置。该书一经出版，立刻引起巨大反响，并被翻译多种文字在各国广泛传播，目前已经有50多种译本。该书是耶林的代表作之一，是世界法学史上的名篇。

潘先生译著《权利斗争论》出版后记

2019年10月19日，是一个普通的周末。但对我的导师潘汉典先生而言，无异于一个节日。当天上午我将先生翻译的德国法学家耶林的《权利斗争论》样书送到先生手中，先生的喜悦溢于言表，并欣然在样书上签名。受先生感染，我亦有节日之感。这本典雅精致的小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是先生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也是出版时间最长的一本书，它见证了先生严谨治学的学者风格，也书写了一段与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之缘。

2016年3月20日，我接到师兄潘百鸣(潘汉典先生公子)的电话，告知又发现导师潘汉典先生手稿若干，听了喜出望外，次日即赶到先生家中。到先生家里后发现，手稿的数量惊人：不是若干，而是厚厚的一大摞，而且内容相当丰富，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德国法学家耶林著《权利斗争论》的译著手稿了。经整理后发现，先生的这部手稿一共有五套，时间跨度竟将近70年。

其中有两套早期的手稿，纸张已经变得发黄、发脆，部分纸张边缘出现破损，个别地方有缺漏。上面印有“上海合记教育用品社监制”字样的稿纸上以及先生用毛笔字题写的落款时间为1948年的书名，由此可以判断，这一部分手稿应该完成于1948年之前。从部分手稿记载的时间看，有一部分手稿记录了具体时间：1947年2月15至2月19日，最明确的记录是译完全书后的1947年3月4日。

两套手稿中一套改动次数多，手稿上留下了数次修改的不同笔迹。另一套相对整洁，似是当年的誊写稿。

潘先生于1985年在《法学译丛》发表了“修订稿”，笔者据此推断另外三套较新的手稿撰写于1985年之后。其中有一套属于明显的“誊写稿”——不仅有先生自己设计的“封面”，还有完整的“目录”，页面也清楚、整洁。结合潘先生2011年分别收到莱勒的英译本和1897年的德文版，以及魏敬贤女士对当年与先生对话的回忆，我推断这三套较新手稿应该撰写于1985年至2011年之间。

如果我的上述推断成立，仅据先生五套手稿就说明，先生为了一本中文字数约5万字的著述，耗时近70年，并五易其稿。因对译稿始终不够满意，尽管商务印书馆一再催促，先生却一直没有交稿。

我知道，先生翻译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一书曾花了27年时间，不但对照了英语、法语、德语和日文等不同语种的版本，而且为此专修了意大利语。正如先生所言，译作需要对得起作者、对得起读者，也要对得起自己。了解了先生翻译《君主论》的过程，自然就会对先生70年来一直未中断对耶林《权利斗争论》一书的研读和翻译的非同寻常的倾情投入多一份理解和感动：70年出版一本译著，先生在以生命与耶林对话！

我在整理书稿过程中发现，先生的译稿研读了不少于八种德文本，参考了不少于五种日译本和两种英译本，也阅读过早期的中译本。先生于1947年曾在《大公报》上发表过从德文节译的耶林著《权利斗争论》(主要是该书第一章)，发表时被更名为《法律奋斗论》。我曾在国家图书馆复印过先生当年发表的译作。《大公报》于1947年8月29日和9月5日分两期在《法律周刊》版刊载了潘先生的译作，并加了编者按：“德国耶凌教授(1818—1892)此文，为十九世纪法学思想史上一重要文献，流传甚广，惟迄无中文译本，兹由潘汉典先生根据德文原版第十五版(1905年本)译出，并参考美国Lalor氏之英译本，日本松岛烈雄氏之日译本订正，以贡献于专攻法学之读者。”1985年，先生在《法学译丛》上再次发表了该书节译的修订稿，发表时恢复了原来的译名《权利斗争论》。其后，为了精益求精，先生继续收集该书的各种版本进行对比。

如果说遍寻德文原著的各种版本是为了准确理解作者——“对得起作者”的话那么，先生对于英译本、日译本和中译本的广泛搜集意在寻求最佳的中文表达——“对得起读者，对得起自己”。

我在先生家中看到过莱勒的英译本1915年版复印本。在该复印本“目录”前的空白处留有文字：“2011年1月12日，原版借于北大图书馆；2011年2月27日，复印于蓟门法大；2011年2月28日，原版还于北大图书馆。祝潘老师健康长寿！”落款时间为2011年3月16日。署名“魏敬贤”。

我于2016年7月7日尝试与魏先生/女士联系，所幸很快通了话，得知魏敬贤是一位女士。魏女士电话里告诉我，她是中国政法大学学生，本科和硕士都在中国政法大学就读。2011年年初的一天，是日天气不好，她在学院路校区的图书馆做“义工”，意外发现一位耄耋之年的老先生在图书馆的卡片柜前查阅图书卡片。魏敬贤主动与先生攀谈，问有何需要帮忙的。先生告之正在查询耶林的《权利斗争论》英译本。交谈中魏敬贤得知先生已经91岁高龄，居然无任何人陪伴自己在图书馆查询图书，感动之余主动提出为先生去找英译本。潘先生表示感谢并给了魏敬贤一张留有电话和住址的名片。之后，魏敬贤热心地在中国政法大学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查找此书，终于通过一位不认识但很热心的北大同学借到了美国的莱勒的英译本，复印之后又冒着寒风于3月份将复印本送至潘先生家中。此后，魏敬贤毕业分配至丰台法院工作，头两年还曾看望过潘先生。近几年工作繁忙看望的少了，但魏敬贤对潘先生的学术动态了如指掌，潘先生的名片也一直珍藏着。这本莱勒的英译本也就是《权利斗争论》第六章翻译的一个重要参照。

在翻译《权利斗争论》的过程中，先生除了准确以外，还力求中文的精当。

耶林原著序言和正文里都有关于莎士比亚名剧《威尼斯商人》剧中人物夏洛克的评论，还部分引用了原剧的对话。莎翁的名作享誉世界，翻译名作自然不易，选择译本也就十分重要。

我在先生译稿的中译者注里，发现先生提到了梁实秋先生的译文。为了准确起见，我特意购买了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的梁实秋译《威尼斯商人》(初版于1936年)。在译者序里，梁实秋介绍了该书的版本历史、著作年代、故事来源和威尼斯商人的意义等珍贵资料。“例言”部分更是直陈：“原文晦涩难解之处所在多有，译文则酌采一家之说，虽皆各有所本，然不暇一一注明出处。原文多‘双关语’，苦难迻译，可译者勉强译之，否则只酌译字面之一义而遗其‘双关’之意。原文多猥亵语，悉照译，以存其真。”由此也可大体明白，梁实秋翻译的莎士比亚作品缘何当年在商务印书馆一版再版，水平确实不一般。

但经过对比发现，先生译稿中的相关内容，包括莎翁的剧中人物对话，与梁实秋译本并不相同，我又与朱生豪的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对照，也不尽相同。

我为此特意于2016年5月27日带着梁实秋译本和手稿前往先生家中请教，先生明确告知，是根据莎翁英文原著直接翻译的。

我知道，先生是以著名的广州培正中学第一名的成绩入读上海东吴法学院。先生在培正求学时前期校长是黄启明(按：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继任校长是杨元勳校(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经济学硕士学位，曾任孙中山先生秘书)。先生的扎实的英文训练就是在广州培正中学完成的。先生特别向我讲过当年的英文教师龚振祺，龚先生系留美法律博士(J. D.)，学生都称他为龚博士，他上课时会介绍莎士比亚、马克·吐温等外国名家的作品以及鲁宾逊漂流记等名著，他亦曾说英文《圣经》是国外文学佳作，欲学好英文不妨多读。先生甚至清楚记得龚先生文学功底深厚，有时在课堂上直接用英文翻译唐诗。听到这些传奇般的经历，自然也就理解了先生何以对莎士比亚名著的翻译十分在意，何以会参照梁实秋的译本以及直接阅读英文原著。

正如出身法律世家的耶林会对莎翁名剧中的法律问题有自己的独到理解一样，同样出身法律世家的潘先生(潘先生父亲潘澄修曾任广东澄海律师公会会长)，又受过广州培正中学严格的英文训练和上海东吴法学院的法学熏陶，自然会对译文中的法学内容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文中译者注里，潘先生也明确说明梁实秋译本个别词语“似有未洽”，自然有其深意。

（本文主要节选自“跟随导师阅读经典——潘汉典译耶林《权利斗争论》整理者后记”一文，转载自“商务印书馆学术中心”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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