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中国有个叶迪生｜百年耀邦

叶迪生，归国华侨、中国著名半导体专家、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开拓者，现为天津市政府顾问。他的命运大起大落，人生充满传奇色彩，生动地反映了中国二十年来因思想观念的转变，给中国科技工作者和中国经济技术发展带来的巨变。

报国无门，寒风下苦盼春天

1937年，叶迪生出生在南非好望角一个华侨的家庭里、父亲是一位爱国的知识分子，在当地创办学校，向华侨子弟传授中华民族的文化和思想，由于特别崇尚当时美国的发明大王爱迪生，就给自己的小儿子起名叶迪生，期望将来他能像爱迪生那样成为一名科学家。

然而，在南非那充满种族歧视的国度里，华人要想出人头地谈何容易！叶迪生的父亲是当地的侨领，经常组织华侨，为争取华人权益，与当地黑恶势力进行斗争可惜那时华人的力量过于弱小，南非的种族歧视却日益严重，最后他父亲愤然回国，携全家重返故乡广东梅县。

抗战胜利后，1946年，叶迪生随家人迁居广州。1957年，他考上南开大学物理系。不想第一年就被打成“右派分子”。大学毕业后，尽管摘掉了右派的帽子，但仍是“摘帽分子”，被“发配”到一个很小的公私合营的工厂里工作。小工厂叫野玫瑰无线电厂藏在一条很小的胡同里。

父亲从小教育叶迪生说，做人要像松树，悬崖上，乱石中，它的根都能够深深地扎下去，找到能供自己生长的土壤。做人也要学会在逆境中生存。人生中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顽强地奋斗下去。

叶迪生牢记父亲的教海，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压得他抬不起头来，他却在那家很破的小工厂里不断地创造出奇迹。叶迪生发明出来的电子产品，一项项地填补着国内的空白，一经他研制的半导体元件，被军事科研部门运用到飞机、甚至是卫星的制造上、因此，尽管他在一个八竿子扒拉不着的小工厂里，但中国的许多高级科研部门都知道天津有个叶迪生。

然而，在那知识分子沦为“臭老九”的年代里，叶迪生无论有多大的本事，政治上也不被重用无论他有多大的功劳，荣誉也不会落到他名下相反，因他曾经是个“右派”，且有复杂的海外关系，凡有“运动”，都逃不掉对他的一番“教育”、审查和“敲打”，甚至是刁难。

那时，类似叶迪生这样的科技工作者，在中国又何止一个?

石破天惊，命运从此改变

1979年2月，叶迪生定居美国、成为美国公民、且已取得一定成就的大哥，回国探望重病的老父亲，临别时想把国内包括叶迪生在内的4个弟弟全部带走，移居美国的手续他给办理。几个兄弟一听，全都表示同意，唯独叶迪生表示他对所在的工厂有着深厚的感情，不愿意离开。

为了动员叶迪生，大哥特意安排他在广州华侨大厦和自己住了3天3夜，其间大哥苦口婆心地劝，岂料叶迪生毫不动摇。

大哥只好去求助老父亲，不料老父亲却说：“老四不愿走，肯定有他自己的想法。我相信他能够处理好自己的生活，国家当今也需要他这样的人来搞建设。再说，我们叶家也不能都去美国，还得留条根在祖国啊！”大哥只好作罢。

政治“解放”了，叶迪生焕发出冲天的干劲，短短几年内一口气搞出很多科技发明，研制出大批高科技产品，他所在的那家小工厂因产品畅销全国，年利润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竟能达到500多万元人民币。叶迪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连数年被评为天津市特等劳动模范，还被评为中国第一批有突出贡献的专家。

1982年“五一”劳动节，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国劳模座谈会，叶迪生事先被指定要在座谈会上发言，而且据说代表们还要受到邓小平同志的接见。

可是劳动节的头天晚上，叶迪生突然接到天津市总工会紧急通知，让他立即从北京回津，参加天津市庆祝“五一”的活动。叶迪生连夜赶回天津，心里老大不高兴。

岂料第二天一早，当叶迪生按要求赶到天津市干部俱乐部的会议接待室时，进门一眼看到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坐在那里，而一见他立刻就从沙发上站起来，微笑着向他伸出双手。叶迪生大吃一惊，赶紧上前握住胡耀邦的手，向胡耀邦问好。

胡耀邦紧紧地握着叶迪生的手，冲着满屋的人讲：“好哇，美国有个爱迪生，我们中国有个叶迪生。”

就这一句话，说得叶迪生心里腾地下，感动得差点流出泪来。他万没想到这么高的评价竟是出自国家最高领导人之口，假若父亲还活着，他老人家该是多么的高兴啊。

胡耀邦亲切地对他说：“听说你过去受过不少委屈，但你很坚强。希望以后你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

随后，在座谈的过程中，胡耀邦又关心地询问叶迪生的个人经济收入情况。叶迪生回答说：“‘文革’后国家给我连涨三级，工资现为87元，我已非常知足了，因为在过去的21年里，我的工资始终是56块钱。”

胡耀邦听后立刻表态说：“像叶迪生这样的科技人员，对国家的贡献，即使拿上现在10倍的工资也不算多！但我们的国家目前还是很穷，还需要我们付出艰苦的努力。”

叶迪生一听脑袋“嗡”地一下，10倍的工资?他想都没敢想过，国家领导人如此高看知识分子，让他感到震撼。

第二天，5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了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天津接见劳动模范和参加劳动模范座谈会，表扬叶迪生在科技战线上为国家做出贡献的消息。

很巧，当天在香港某渡口的一个报摊上，叶迪生在香港香格里拉工作的二哥等待渡船时，闲来无事买了份《人民日报》，一眼便在头版头条的报道里看见了他家老四的名字，而且还是受到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接见和表扬。“唉呀，这个老四不简单啊！”二哥惊喜的心情难以言表。因为叶家兄弟几个全都跟随老大移居海外，大家都在挂念着老四叶迪生，不想迪生竟发展得如此成功。

二哥立即把消息传到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轰动了整个叶氏家族。大哥很快从美国来信，夸奖四弟说：“看来你的抉择是正确的。你实现了父亲的梦想，是咱叶家的骄傲。”

涉足“洋务”，命运再次被改变

1984年夏日的一个上午，叶迪生正在办公室研究一份设计方案，两个陌生人突然找上门来，问清了他是叶迪生就说：“天津成立了开发区，你是领导人之一，都快一个多月了，你怎么还不去报到?”

叶迪生感到莫名其妙，赶紧去找电子仪表局局长局长拉开抽屉，拿出一份发自市委的红头文件，无奈地说：“市里筹办经济技术开发区，调集了几位领导人，你是其中之一。我知道你不想去，我也不愿放你走。你是电子专家，最好的位置应是在科技的岗位上。可我做不通上面的工作，现在只能由你自己去说了。”

叶迪生立刻去找市委组织部长工旭东，王旭东说：“调知识分子、科技人员担当开发区重要领导职务，这是市委的决定，党员必须服从。”随后又安慰他说：“你不妨先去试试，实在不行，回头咱再研究。”

几天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领导班子第一次开会，时任市长李瑞环亲自主持会议。

会后，李瑞环留下叶迪生谈心。他说：“迪生同志，你是有点想不通吧?”

叶迪生坦诚地表白自己的意见，说志向仍在科研上，希望……

李瑞环问他：“你对国家对外开放有什么看法?”

叶迪生说：“没什么看法，我只懂得科技攻关。我认为作为科技工作者就是要埋头攻关。”

李瑞环又问：“中国曾经有过一个‘洋务运动’，你对那段历史有所了解吗?”

叶迪生答：“了解不多，但读中学时就已知道了，‘洋务运动’是清朝一些思想比较先进的人们，想通过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李瑞环说：“好，现在我们成立开发区，是邓小平同志亲自决策的国家大事，是由共产党领导的‘洋务运动’，目的是要让中国走上强国的道路。我们再也不能像过去关起门来搞建设了，我们要敞开国门，把世界先进的技术和企业引进到国内来。因此就需要你们这些懂科技、懂经济并且懂政治的、年富力强的年轻人，到开发区来主持工作。所以说，不是你不合适，而恰恰是你最合适。”

叶迪生一听，心里震动很大，立即意识到中国又要发生一次历史性的巨变了。

李瑞环意味深长地对他说：“今后你再不可能个人攻关了，那样你的视野就太狭窄了，你要马上转换角色，好好学习管理的知识。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需要有你这样的科技眼光去判断。以后你再也不能以一个劳动模范的姿态出现，而要成为一位建设开发区的指挥员，先是在国际上争取更多更好的企业来这里投资，然后再组织好更多的人才去攻占科技高地，打开国际市场……”

叶迪生被说得心里热乎乎的，知道自己的命运又将发生一次重大的变革。

可当一想起他挚爱的电子专业，还是有些依依不舍。

仿徨中叶迪生给远在美国的大哥写信，征求大哥的意见。

大哥立刻给他回信说：“你一定要去。从国外的角度看，如今中国已真正进入到一个对外开放的时代，是真正的要走强国的道路了，中国早就该走这样的道路，你能被派去做这样的工作，我认为对你来说，是一项非常了不起、非常光荣的使命。”

叶迪生没想到大哥也把中国的这种改革开放，视为是中国即将大步迈入世界的决策，从此下定了彻底改行的决心。

相遇伟人，百感交集

当时，所谓的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只有一片鸟不拉屎的盐碱滩，再加一些比较特殊的优惠政策和一笔仅供用于滚动开发的贷款，以及一张3平方公里起步区的建设规划和33平方公里的远想图。

市长李瑞环对开发区的建设者们说：“要钱?没有，政府一分钱也不会给你们，就这么一块地。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将来我市长有多大的权力，你们在开发区中就有多大的权力。你们自成一个体系，别人谁也不去干扰你们。你们一定要立大志，做大事，走正路，出成果，出人才。”

最后还对他们施以“破釜沉舟”的政策，割断他们与原单位、包括工资在内的所有关系，让他们彻底地自我发展。

刚到开发区时，叶迪生任管委会副主任。但在管理上他是外行，例如什么叫国民生产总值，什么是资产负债表，他一点也不懂。他把会计、专家请来虚心求教；把美国哈佛大学厚重的《经济管理学》捧来苦读；他像过去攻读科技文献那样，认真学习当代国际最新经济知识，广泛吸收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关于管理的思想理念和经验。他自学成才的速度快得令人难以想象。

1986年春天，美国驻华使馆参赞黎成信访问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黎成信和叶迪生的大哥是朋友。俩人一日闲聊时，大哥说起四弟叶迪生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里的作为，黎成信听后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叶迪生和开发区其他领导人共同接待黎成信。一番长谈，黎成信惊讶这些年轻的开拓者们的思想是那么鲜明和先进，一点也不落后于南方的深圳，某些观念甚至比那里还要大胆和开放。

回到北京后，黎成信撰写了一份报告《中国天津开发区是未来的一个蛇口》，经驻华大使批准报送美国国务院。

美国政府始终关注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局势，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从此进入他们的视线。随后，黎成信不断地探访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也成了叶迪生的一位朋友。

为表示对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领导班子的尊敬，黎成信把那份报告给了叶迪生一份。后来，当时的国家领导人胡启立视察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时看到这份报告，就把报告带回了北京。

1986年8月19日邓小平同志视察天津。他一下火车，就对迎候他的李瑞环说：“我要看看你下面的开发区，天津开发区很好嘛，已经创出了牌子，投资环境有所改善，外国人到这里来投资就比较放心了。”

第二天，邓小平的这些话，就在《人民日报》头版位置上刊登出来。

小平同志的话让叶迪生和他的同事们激动万先他们谁也没有想到小平同志如此看重尚在初创阶段、萌芽时期的天津开发区。那时天津开发区的规模小得可怜，刚铺好了几条道路，建好了几座厂房，管委会里连个像样的接待室也没有。叶迪生和他的同事们立刻风急火火地装饰了户下合资企业丹华自行车有限公司的展厅，用来迎接他们最敬爱的邓小平。

1986年8月21日上午，是叶迪生终生难忘的时刻。邓小平高兴地接见了叶迪生和他的同事们。此时叶迪生已是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总经理。陪同视察的李瑞环把叶迪生介绍给邓小平，小声地说：“他是49岁的总经理，是技术人才，对国家有过贡献。”小平同志亲切地握住叶迪生的手，微笑着说：“好啊，还很年轻嘛！”那一瞬间，叶迪生百感交集，不知如何是好。因为就是眼前的这个人，让他的命运一次次地发生着巨变，让他从社会底层一个备受政治歧视的小人物，变成了国家的真正主人。他心里藏有许多感恩的话，可惜没有倾诉的时机。他知道感恩最好的方式，就是把邓小平他老人家所开创的改革开放的事业进行到底。

座谈中，叶迪生和同事们如实反映了创办开发区所遇到的种种难题，最后，有位同志甚至直截了当地问：“小平同志，中国的开放存不存在收的问题?”

邓小平始终微笑着倾听大家的发言，不说话，唯有听到这句话时，神色严肃起来，当即郑重地说：“对外开放还是要放，不放就不活，不存在收的问题。”一句话，说得开发区的建设者们热血沸腾。

参观后，邓小平挥毫题词：“开发区大有希望。”

引进巨人，跨越时空

1987年夏天，叶迪生因对国家贡献突出，与其他13位科学家在北戴河再次受到邓小平的接见(注：邓小平与叶迪生握手的照片，转年被收进《邓小平》大型画册)。然后他刚回到天津，就接到了时任电子工业部部长李铁映的电话。

李铁映问叶迪生：“美国有家大企业，想在中国投资建厂要求是必须独资，你那儿可是一个小‘特区’啊，建独资企业行不行?”

叶迪生明知这是一件当时政策还不允许的事情，但还是问了一句：“哪一家企业，非得独资不可?”

李铁映说：“摩托罗拉。”

叶迪生一听大吃一惊—摩托罗拉，不正是自己在苦苦寻找的“巨人型企业”吗?于是他想都不想地说：“可以，我这可以，独资企业，我这能办。”

李铁映一听十分高兴，说：“人家马上就要来了，那我就把他们介绍到你那儿去?”

叶迪生说：“对，哪也别去，就到我这来！”

叶迪生之所以敢大包大揽，是他断定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肯定会越迈越大、越走越快，早晚政策会开放到允许海外独资企业进来的那一天。而像摩托罗拉这样的大企业，一旦投资，规模肯定不是小数，谈判的时间肯定也会很长，等到成熟的时候，估计中国也正好是开放到了那一程度。

1987年10月，美国摩托罗拉一位资深的副总裁，带两名高级助手来到中国，经李铁映推荐，实地考察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那时天津开发区基础条件实在是太差，连个可供居住的宾馆也没有。

对方私下里问：“你们这里有没有宾馆?”

叶迪生想了想，觉得塘沽的胜利宾馆还可以，就是远点，而且也就三星的水准。

对方说：“请您带我们去看一看。”叶迪生带着客人们去了，看过认为勉强可以一住。美国人考察投资环境，会从方方面面分析考察地的服务能力和管理水平。

考察结束后，考察者认为天津投资环境条件之差令人难以接受。但是，让他们深感奇怪的是：这个开发区的领导人叶迪生，对摩托罗拉、特别是对他们的产品和技术怎么那么熟悉?这样的一位领导人，让他们对这里有了兴趣。

第二年，1988年4月。叶迪生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由美国政府出资，前往美国考察。他被告之，只要不是机密部门，无论他想访问哪里，美国方面都会尽力安排，包括探望他在美国的众多亲属，费用仍由美国政府支付。叶迪生列出了一张访问计划，对方一看，名单上除了硅谷、IBM、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就是美国众多的大企业，其中注明必须要访问的一个就是摩托罗拉。对方关心地问：“你在美国有那么多兄弟，不去看看他们?”叶迪生回答说：“再说吧，恐怕我没有时间。”

在美国，叶迪生重点考察摩托罗拉。

一回生，两回熟，摩托罗拉负责人视叶迪生为朋友，请他参观自己重要的产品和技术。

与摩托罗拉负责人会谈时，叶迪生突然发现对方拿起一个后来被人们称之为“大哥大”的东西，手指按过几下，便把它放在耳朵上和不知是什么人通起话来，看着就像是电话一样，但却没有那根拖在下面的电线。

叶迪生奇怪，请教对方说：“您用的这是什么?是电话吗?”

对方说：“对，是电话，是摩托罗拉研制出来的新技术，无绳，很方便，能和世界上很多地区的电话联线。您可以试着用它和您远在中国的夫人通话，就现在。”

叶迪生将信将疑地用那个东西拨通自家的电话，真没想到竟听到了夫人的声音。夫人还以为他提前回到了中国。

叶迪生激动地告诉夫人说：“我还在美国呢，正在试用一种无绳的电话……”

当时中国的通讯水平十分落后，电话即使在大城市里也远未普及。特别是长途电话，打起来非常困难，要先通过本地的长途台与对方城市或地区的长途台联系，对方长途台帮你接通所要电话后，双方才能通话。所以，那小东西让叶迪生感到震撼。无线通讯的技术叶迪生不陌生，但他所知道的都是在一定的距离范围内，而且受到很多局限的，远非那小东西那么灵便和所拥有的强大功能。由此叶迪生更加坚定了要把摩托罗拉引进到中国的决心。

回国后，叶迪生把摩托罗拉的情况以及他的计划，详细汇报给市长李瑞环，恳请李瑞环予以支持。得知摩托罗拉是如此重要的一家跨国公司，李瑞环说：“好，就是希望你们引进这样的企业到中国来。等他们再来，告诉他们说，我要见他们。”

一段时间以后，摩托罗拉一个7人的高级考察团再次来华考察投资环境。

除了天津，他们还考察了中国沿海其他地区，其中他们比较看好一个经济特区，将其列为备选的投资对象。但在天津，李瑞环市长一席话，改变了他们的抉择。李瑞环亲自出面与摩托罗拉的考察团谈判。他问对方说：“你们摩托罗拉可能在中国考察了不少地方，见过了不少的地方领导人，他们当中有没有人像叶迪生这样了解你们的产品?”

对方坦率地回答说：“没有，他们只说欢迎，但却不懂摩托罗拉，甚至根本就不知道有个摩托罗拉。”

李瑞环说：“好，无论你去哪里投资，对我们中国来说都是一件好事。但是，在其他的地方，那里的市长要管着上百万、甚至是数百万人口的事情，他欢迎你，但你在他那里绝对不会是最重要的，他要处理的事情太多，绝对不会把你始终列为是第一号的服务对象。而这里，在天津的开发区里，叶迪生的级别，以及他所拥有的权力，和那些市长是同样的，但他却能把你始终放在第一位，他就是直接为你们服务的，而且他是那么了解你们，有什么问题，他会全力以赴地为你们解决。”

接着，李瑞环又说：“中国的法制正在健全之中，在尚未完善的时刻，我相信你们的投资将来会遇到不少问题，遇到大问题时，我这个市长可以帮你们解决，可以直接到北京中南海，亲自向总理汇报。而其他地方的领导人，恐怕就难以做到了，有问题需要逐级上报，影响办事的效率。”

相比之下，天津开发区投资环境硬件上虽然较差，但它拥有一个懂技术、懂业务的领导人，还拥有一个非常开明的市长。而且美国大使馆也看好天津开发区这块地方。所以，在摩托罗拉考察团最后以投票方式决定对投资城市的取舍时，四比三的票数选择了天津，确切地说，应是选择了天津地区的领导人。事后，李瑞环再次找叶迪生谈话。

1992年，中国对外开放的政策终于解除了对外商独资企业的禁令，这时与摩托罗拉的谈判也有了最终的结果。

同年，经国务院批准，摩托罗拉这个世界信息产业巨头，以1.2亿美元完成了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内的投资注册手续，成为成功进人中国的第一家独资的、以高科技为主的大型跨国公司。此事轰动了中国，也惊动了世界。

人生一世，拥有辉煌

随后，摩托罗拉一再增资，逼至30亿美元，2005至2006年，年营业额曾达到100亿美元，利润近100亿元人民币！天津开发区因有它而成为中国最大的移动通讯生产基地，年产手机多达1亿部。更关键的是，摩托罗拉的进入，刺激了其他跨国公司投资中国的积极性。且不说诺基亚、三星等信息产业巨头也都争先恐后地进人中国，使中国成为世界的手机生产大国。就连其他行业的跨国公司也都纷纷进入中国，例如，世界《财富》500强的跨国公司里，64家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里陆续投资了139个项目，其中投资1亿美元以上的40个;超过10亿美元的有3个。

一晃30多年过去了，叶迪生后来官至天津市副市长。但直到他从岗位上退下来，仍然舍不得离开对外改革开放的事业，当组织上准备给他在另一机构安排一个很好的工作岗位时，他说：“我哪里也不去，继续留在开发区，给它当顾问。”

一次，美国朋友来访，叶迪生带着他们参观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他指着开发区壮丽的风景，非常自豪地说：“你们美国人在沙漠上建起世界最大赌城拉斯维加斯，我们在这片寸草不生的盐碱滩上建起了这座现代工业的花园。”骄傲之清溢于言表。

叶迪生有理由骄傲，他是创新的开拓者，过去是，现在仍是。那开发区就是他和他的同事们，在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指导下，经二十余年探索、奋斗所研制出来的一项最为辉煌的“发明创造”。

来源：《档案春秋》201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