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 远：胡耀邦青年工作的遗产｜百年耀邦

在共青团一百年的历史中，胡耀邦无疑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位人物。早在1934年初，刚刚年满18岁的胡耀邦就担任少共中央（团中央的前身）秘书长。1937年共青团改组为“西北青年救国会”后，他多次参加救国会的活动，1939年救国会召开第一届“五四青年节”纪念活动，胡耀邦是主席团成员之一。

1952年后，胡耀邦又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直至文革爆发后团中央被改组停止工作。可以说，他为共青团前后断断续续奋斗了30多年。他担任中央主要领导人后，依然关心支持青年工作，他被人们被视为永远的共青团人，青年人永远的良师益友。

1952年-1953年，中央从地方选拔了一批表现优秀的省级以上领导人来中央工作。1952年8月，主政川北近三年的胡耀邦，奉命进京。胡耀邦在担任川北行署书记期间，妥善处理了土改、稳定社会秩序、恢复生产等工作，在当地口碑颇好（他临走前，当地名流卢子鹤等为感念治理川北的功劳，非要送他八宝锦屏，铭刻他的施政成绩，被他拒绝），也受到刘伯承、邓小平等西南局领导的赞赏，因此，被调往北京担任更重要领导职务。

胡耀邦这次来京，本是周恩来亲自点将，到政务院负责组建新成立的建筑工业部（现在的住建部的前身之一），并担任第一副部长，部长人选则是“老井冈山”陈正人。胡耀邦与陈正人相识多年，对他很敬仰，因此非常高兴能和他搭班子工作。但是，到京后出现了意外，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冯文彬因故离职，中央不得不考虑新的人选。

这时候，刘少奇先后给毛泽东推荐了两拨人选，一开始有陈丕显、谭启龙和张玺等，毛泽东对这个名单不甚满意，最后才加上胡耀邦。毛泽东毅然勾选了胡耀邦，至于为什么选择了他，从上任前毛泽东跟他的谈话，可以得知一二。

毛泽东问胡耀邦：“你敢在青年人面前演讲吗”！胡耀邦自信地说：“怎么不敢”！由此观之，毛泽东考虑到建国初期团的工作的重要性，他是想选拔一个有较好知识文化素养、能和青年人打成一片的青年领袖之才，而不是要一个去管理青年人的干部。显然，以毛泽东对胡耀邦的了解，他更胜任这个角色。

共青团的历史虽说可以追溯到1922年，几乎与党同龄，但是其建国前的历史和组织是断断续续的，几次停止活动，因此可以说，是在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支持关心下，冯文彬、胡耀邦等人重新建立和塑造了共青团，其中胡耀邦担任职务时间最长，他把人生最丰茂的年华献给了共青团事业，献给了中国青年人的成长事业。总的来说，他主持团中央工作期间的历史性成绩有以下几点。

第一，健全、壮大了团组织。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团员人数仅17万左右，到1950年代末就达到2000万左右，并建立起30多万个团支部，共青团一跃成为在青年中影响力仅次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组织，成为党的坚实后备力量。鉴于青年团组织的成长壮大，1956年中共八大通过的新党章，特意增加了《党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关系》一章，指出：“共产主义青年团是党的助手。在社会主义事业的各个方面，青年团组织都应当是党的政策和决议的积极的宣传者和执行者，在发展生产、改进工作、揭露和消除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的斗争中，青年团组织应当给党以有力的帮助，并且有责任向有关的党组织提出建议”。共青团也成为唯一被写入党章的群众团体组织。

第二, 有力地支援了国家经济建设。从1952年至1966年，团中央先后组织两千多万青年前往边疆及落后地区支持建设，其中最为有名的是北京青年远赴黑龙江的杨华垦荒队，浙江青年的大陈岛垦荒队，以及上海青年在江西鄱阳湖边的垦荒队（共青城前身）。这些青年累计开垦荒地两亿多亩，使我国的粮食产量每年增加数千万吨，在东北、西北偏远之地建立起数十个城市，对于促进国民经济增长和维护边疆稳定起了重要作用。此外，50年代团组织还与农业部等部门合作，培养出200万会计、300万农具手、150万技术员、150万养殖员，大大促进了农业专业化发展。

在城市，团中央则组织青年突击队、青年技术模范和青年节约队支援工业建设。建国初十七年，累计培养了400多万名青年生产积极分子，以及多个著名青年突击队。比如，北京建筑行业的“李瑞环突击队”，队长李瑞环自学几何知识，善于技术创新，完成新发明159项，其“木工简易计算法”被应用到人民大会堂施工中；“张百发突击队”累计参加834个建设项目，其中优质项目为832个。经过团中央的挖掘和宣传，王崇伦、郝建秀、吴运铎、倪志富等青年工人模范，成为家喻户晓的学习榜样。

此外，胡耀邦还提倡青年人应该做保护环境的先锋，把发展生产同美化河山结合起来。1956年3月，他发表《青年们，把绿化祖国的任务担当起来》一文，号召各级团组织带领青年人植树造林。他选取水土流失最严重的黄河中下游陕西、甘肃、山西、内蒙古、河南五省（区）作为试点，并召开青年造林大会，当年就植树22亿棵，毛泽东听说后非常高兴，特意委托刘少奇送来锦旗。

1958年他又选择南方红壤较多的赣湘闽粤四省作为造林试点，提出造“百县林”，今天这些省份有很多冠名为“共青林场”、“青年林场”的休闲旅游景点，都是这次造林留给后人的成果。

在首都北京，胡耀邦则号召各级团支部发动青年造林逾百万亩，来涵养水源、治理风沙，构成了改革开放前北京人造林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中最大的是1959年建立的潮白河共青林场，面积达6.3万亩，后来北京市政府和顺义区政府以此为依托建立起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和潮白河滨河公园，现在已经成为重要的市民康乐场地。

第三，大大提升了青年文化水平。建国初，我国青年文盲率尚在80%左右，提高青年文化素养，是振兴民族、发展生产的基础性工作。团中央先后与农业部、全国总工会等部门合作，以夜校、冬学和职工业余学校等形式，提高青年识字率，中国青年出版社还出版了大量识字教材，这期间胡耀邦还当选为全国扫除文盲协会副会长（会长陈毅）。据统计，建国前十七年，平均每年约有700万青年“脱盲”，青年人识字率达到80%左右，成为一项利在千秋的民族进步基础工程。

此外，胡耀邦还特别重视青年人的科学、历史文化知识以及道德素养。1956年他发起青年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号召青年人学习科学知识。无论此后气氛多么紧张，胡耀邦都鼓励青年人多学习知识，鼓励他们能成为知识分子，在山雨欲来的1964年，他在共青团九大的报告中，依然把“参加科学实验，提高文化、科学水平”列为未来青年工作的三大任务。

胡耀邦始终希望共青团可以成为帮助青少年学校文化知识的“第二课堂”。在他的领导下，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在“文革前”先后出版数千种、数亿册科学文化丛书。团中央还推动科技部门，在全国建立起少年科学馆体系，大大推动了科普工作。此外，1956年团中央还与中国科协共同创办了《知识就是力量》杂志，发行量一度近百万，成为全国最重要科普刊物之一。

第四，奠定了《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杂志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影响力和历史地位。胡耀邦向来重视宣传工作，他在团中央工作期间，《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杂志》和中国青年出版社，迅速从各部委和群团主办的媒体中脱颖而出，一跃成为影响力仅次于党中央机关报刊的媒体。当时，《中国青年报》发行量达到两百多万份，中国青年出版社则出版了《红岩》、《牛虻》等作品深受青年人的喜爱。

胡耀邦主张办报办刊不能只做“传声筒”、“留声机”，要有自己的见解思考；不仅官员干部爱看，更要让读者爱看。在胡耀邦鼓励下，《中国青年报》开辟了《辣椒》副刊，揭露社会生活中的丑恶现象和干部中的腐败作风；还创办了《周末》、《自学》、《科学与卫生》、《长知识》、《舞台与银幕》等副刊，刊登对青年成长有益的文章，为青年人做各方面的知识普及。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后，《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杂志继承胡耀邦的办报办刊思路，继续在帮助引导青年、新闻监督上发挥作用。1980年10月16日，《中国青年报》曝光当时一位部长1977年以来连续在高级饭店宴请16次，最近一次菜价为124.92元，而他只付了19.52元，事后这位部长受到中纪委的问责，并被调离岗位，这可以说是开中国媒体监督之先河。《中国青年》则组织了潘晓讨论等，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

第五, 为国家发现、培养了大量人才优秀干部。胡耀邦在团中央作风民主，不搞一言堂，鼓励上下干部发挥自主能动性，尽量给大家施展空间，把团中央塑造成团结友爱 进取活泼的大家庭。在胡耀邦以身作则下，以及他的激励提携下，这时期团中央和各级省委团组织，涌现出大量杰出人才。他们中有多人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或者主政一方的大员，也有很多成为杰出优秀知识分子。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工作勤勉、追求真理，只唯实、不唯上；锐意改革，不固步自封；大公无私，心怀人民。他们在日后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是为改革开放培养了一批生力军。

胡耀邦对于在政治运动中落难的下属，也从来都不落井下石，而是尽力保护、鼓励他们。1957年反右时，胡耀邦正率领中国青年代表团访问苏联和几个东欧国家，回到国内时，团中央机关的反右已经结束，71人被打成右派。胡耀邦对此痛心不已，直呼：“损失惨重！

1958年2月，这些右派分别被下放到山西平顺、陕西米脂等地劳动改造，胡耀邦特意把他们请到团中央大楼为他们送行，仍然称他们为“同志”。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李庚从外地劳动改造回来后，胡耀邦不怕被人说闲话，立即托人邀请他来家聊天。1961年以后，胡耀邦又把一些右派分子，尽量调回团中央工作，并且试图让他们重新入党。

1979年2月，各省、市、自治区团委书记会议上，胡耀邦郑重为这些被打成右派的团中央干部鞠躬道歉，他说：“这件事我也有责任，因为我在最后裁定书上也签了名”。胡耀邦终生为当时没有能保护好这些人而感到自责，这与当时一些部门负责人对右派分子避之不及，甚至挟私报复、变本加厉打击形成对比。

从思想层面讲，胡耀邦在主持团中央工作期间，关于如何做好青年工作的一些思考，也是值得我们了解的宝贵遗产。习近平总书记在共青团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讲话指出，团干部要做青年友，不做青年“官”；多为青年计，少为自己谋；主动想青年之所想、急青年之所急。胡耀邦无疑是这方面的典范。

第一，胡耀邦提倡保护年轻人独立思考的精神。他说，应该鼓励青年人开动脑筋，善于独立思考、判断是非，成为有见解的年轻人，而不是唯唯诺诺的思想懒汉，对青年人的进取、创造，应该予以鼓励，而不是压制禁锢。

他还鼓励青年人应该积极关心社会，批评抵制各种社会不良现象。团中央曾经以正式通知的形式，推荐团员阅读《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一书，里面女主人公娜斯佳是一个很有性格和正义感的人，反对官僚主义、敢于革新，胡耀邦认为娜斯佳的精神值得大家学习，鼓励大家做娜斯佳式的青年。

第二，胡耀邦主对青年人要宽容。在当时阶级斗争氛围越来越紧张的情况下，他反对对青年人采取上纲上线的思想批判，动不动就拿反党反革命的大帽子压人，“只能会让学生思想紧张，不敢讲真心话，不敢质疑提问，不敢大胆交朋友”。他认为科学的解放、知识的解放，必须先实现精神解放，学校不是立法机关，也不是行政机构，学生的观点即使错了也不要紧，应该尽量以理服人，帮助他们成长，而不是采用阶级斗争的形式。

他主张各级团组织要体贴青年人，尊重青年人的合理愿望需求；既要提倡集体主义，也要考虑个人利益，不宜提倡一切个人利益都应该服从集体利益，只要是不违背集体利益的个人兴趣和爱好都应该可以充分发挥。在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一些大学生对生活条件提出不满，胡耀邦认为现在学生生活相当苦，对于他们提出宿舍、伙食不好的问题，应该力争去解决，而不是批评指责他们，归结为资产阶级生活习气。

第三，胡耀邦主张以仁爱之心对待那些“犯过错误”、出身不好的青年人。早在1954年10月，他在回答《中国青年》编辑提问时就曾说：“无产阶级不是只讲革命，只讲斗争，它也讲爱心，讲人情味，讲对同志、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尊重、关心和爱护。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才是可爱的，人们才能从中感受到更多的欢乐和温暖。”

在胡耀邦的领导下，1962年团中央为1957年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批判、处分的200多万名团员进行了甄别，除了确有违法乱纪或当时政策不允许的外，全部予以平反。胡耀邦特别指出，对于那些一般性错误，只需要在团组织生活会上进行批评教育，不要继续抓辫子，不要再甄别中“留尾巴”。这其实可以视为胡耀邦尽可能利用他的职权，在共青团内部做的一次拨乱反正、平反冤家错案，与他在1978年后推行的拨乱反正有异曲同工之处。

在发展团员上，胡耀邦主张尽可能排除严格的出身成分论，农村地富反坏四类分子、城市资产阶级子女只要表现好，也可以入团。他特意说：章乃器的儿子表现好也可以入团，不要光看老子是不是革命的，有的是老子反革命，儿子革命，有的是老子革命，儿子反革命。团中央工作做的好坏，就是看能否团结这些中间、落后成分出身的青年，不要怕沾边，对他们要热情对待、热情帮助（《胡耀邦在团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速记稿》（1961年10月18日）。

第四，在团委工作上，胡耀邦主张“民主讨论的空气要更浓一点，尊重团员的权利要多一点”，“处分允许申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投票可以自由，支部应该按期报告执行团员意见的结果”，要把各级团委、团支部变成朝气蓬勃的平等团体，而不是官僚衙门。他还希望各级团支书能够真正深入到青年中去，与青年互动起来，不能做“只动口不动手的君子”（《在九省市自治区团委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1962年4月28日）。

凡是在他的领导下工作过的人，无不怀念在团中央的时光。50年代担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刘导生（后来担任北京市政协主席、市顾问委员会主任，亦是经济学家汪丁丁的舅舅）说：五十年代我有幸同耀邦同志在团中央共事数年，那是我一生得益最多，也最为愉快的时期，人生难得遇有一个知人善任、放手工作又热情支持、作风民主而亲切和蔼的领导人，大家都为自己能在他领导下的这个集体里工作感到高兴。 

胡启立也曾经在回忆中写道：一进团中央机关大院，我就发现这里跟别的机关不一样，在工作上，上下级之间，部门之间，同志之间，也是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团结协作，亲密无间。整个机关就像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毫无等级观念和衙门习气，是最没有官气、民主和谐的一个机关。

在胡耀邦的领导下，五六十年代成为共青团发展的一个辉煌时期，这个时期团的威信高、影响力大，成为优秀青年向往的组织，团委也成为了深得年轻人信赖的“青年之家”。胡耀邦在此期间的言行，也为我们思考如何做青年工作，如果做青年导师，如何领导一个部门，都树立了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