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德平：延安时期的青年工作（二）——第一届“五四青年节”｜百年耀邦

中国共产党建党时期，党员不多，多数党员都是不满三十岁的青年人，共青团员就更年轻了。如果青年人选择了阳光的人生价值观，又有所向披靡的勇气，确实令人羡慕。本文想介绍一下，“五四青年节”定名的由来、第一届青年节庆祝活动和其他重要历史性资料。

 一、“五四青年节”的由来

根据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需要，1935年12月，党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批评了党内长期存在的狭隘关门主义和革命急性病的倾向，决定建立由各党派、各阶级、各阶层广泛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重要决定，不能不提中国共青团的工作。据我所知，在红军东征返回时，党中央就决定由工人出身的冯文彬代替凯丰同志，接任共青团团中央书记的工作。冯文彬回忆：1936年“11月1日党中央在保安县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共青团的改造问题，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博古、陆定一、凯丰等人，我和团中央的胡耀邦、赖大超、刘英参加了会议。”（《冯文彬纪念文集》P.348-349）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在陈独秀、李大钊的号召下、影响下，由一些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发起的，开始的名称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在党的领导下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1925年召开第三次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正式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这就有了人们说的C.P（共产党）、C.Y（共青团）之分。少共中央就是共青团中央。共青团在英勇奋斗中，不经意中又冒出了一股独立性、第二党的倾向，这不利于党的统一领导的，对此倾向提出一些批评也是必要的。

经中共中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进行了重大的改造工作，党中央设立青年部，终止共青团的全部活动，共青团并于1937年4月更名为“西北青年救国会”。新成立的“救国会”，以广泛的群众团体名义积极开展活动，充分体现了全民抗战中青年，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的积极力量和主动性。救国会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在1939年年初，决定将当年的五月四日为陕甘宁边区的青年节，并将举办“五四运动”二十周年庆祝大会。

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都重视青年工作， 1939年共产党支持“五四青年节”在前；国民党则于1942年农历3月29号，定黄花岗起义为青年节在后。两党相较，相差三年，当时大批国统区、敌占区的青年纷纷涌入延安，这也是共产党先行开展青年工作的一个原因吧！“五四运动”和黄花岗起义都是中国民主革命运动中的一部分，知识分子都起到了首先觉悟、革命先锋的作用。毛泽东对此的评价：“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而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更广大和更觉悟。”（《毛选》三卷 P.546）

二、第一届“五四青年节”活动

据延安的《新中华报》报道：庆祝大会于五月四日下午六时，在抗日军政大学的操场上举行。到会人员多达一万多人，“计到中央党校、马列学院、抗大、鲁艺、工人学校、组训班及延安的少先队、儿童团”等单位。此时正是敌占区、国统区全国青年学生大批涌入延安的高峰时期，人们的情绪高涨，意气风发地召开第一届青年节。

大会主席团成员构成是怎样的？据报道：首先鸣炮升旗，全体肃立。继而选出十一人大会名誉主席团：林主席、蒋委员长、毛泽东、朱德、王明、宋庆龄、李宗仁、阎锡山、林伯渠、沈钧儒、柯乐曼。随后又选出冯文彬、艾思奇、胡耀邦、齐华、李昌、乔木、高朗山、刘光等二十三人为主席团成员。接着由李昌诵读孙总理遗嘱并向抗战死难烈士默哀三分钟。即而由李昌致大会开幕词，这时毛泽东同志步入会场，全场起立，热烈欢迎。毛泽东发表《青年运动方向》的演讲。

其后为火炬手进场，护送旗手向毛泽东同志献旗，全场高唱《中国青年进行曲》，冯文彬演讲，各单位代表演讲，通过大会宣言与提案，大会结束后，举行篝火晚会。全天的庆祝活动，有政治内容，又生动活泼，充分体现了青年人的活力。

主席团的冯文彬是党内工人出身的领导干部，是红军时期无线电队伍的组建者之一。自1936年到1952年，共青团几建几裁，他一直担任青年团最重要的领导职务。乔木即是胡乔木，1930年入团，1932年转党，就读清华大学；他1937年到延安后，即充任冯文彬的副手，参与了安吴青训班的工作，此时正任职中国青年联合会办事处宣传部部长。齐华即是毛齐华同志，工人出身，1925年入团并入党；进过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学习无线电技术，回国后，在中央特科工作，解放后，在劳动部任副部长，浙江省政协主席。李昌同志1933年入团，1936年入党，参加过“一二•九”运动，是北平学生运动的领军健将，曾就读清华大学物理系；1938年到延安中共中央青年部工作。高朗山同志陕西佳县人，1929年入团，1935年转党，陕西榆林市师范学校毕业，是陕甘宁边区青年救国联合会的首届主席。艾思齐同志1935年入党，1937年10月到延安，并在抗大、陕北公学、马列学院任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胡耀邦已在八路军总政治部中的组织部工作。刘光同志是主席团中年龄最小的同志，9岁即随父参加革命工作；1932年派往苏联学习，参加过少共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英年早逝。从大会报道的八位主席团成员来看，有一个明显特点，都具有相当的文化程度，其中三位同志完全称得上大知识分子，胡耀邦的文化程度最低，只是初中一年级水平，但和清华大学，出国留学并有专业无线电技术的同志相比，恐怕只是个小知识分子。

三、《青年运动的方向》

在首届“五四青年节”整个活动中，毛泽东同志为纪念活动做了精心准备。“青年节”到来之前，他就撰著《五四运动》一文，在报纸上发表。他表达了一个明确的态度：“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

五月四日的当天，毛泽东面对万余庆祝大会的青年群众，又发表了《青年运动方向》的振奋人心的演讲。中心内容有如下三点：

1. 青年运动一定要符合中国革命的方向

毛泽东开宗明义首先讲明：中国革命的方向、性质就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超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毛泽东又告诫青年们：“改变中国现在的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建立人民民主主义的制度。全国青年应当为此而努力。”一句话，中国革命的方向就是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

2. 识别革命青年的“唯一标准”

毛泽东有他一段光荣峥嵘的青年岁月，作为“五四运动”传承人和过来人，当他站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中心位置时，他对青年工作是格外关注的。毛泽东认为划分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反革命青年的“唯一标准”，“就是看他是否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工农群众相合”。要实行知行合一的实践论。一句话，不看口头的宣言，而看实际行动。

3.必胜的决心根据何在？

为什么当时毛泽东有这种抗战必胜的信心呢？他的根据：一是全民抗战，全民觉醒，促成了工、农、兵、学、商空前的大团结。“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取得，将是在工、农、兵、学、商的统一战线大大地巩固和发展的时候。”二是此时的共产党中央，已经开始肃清党内十年之久的教条主义影响。开始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应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一句话，中国革命要走自己开创之路。

四、党内知识分子两份重要文件

毛泽东在1939年“五四青年节”的文章和讲话首先得到了革命军队的响应。当年6月25日，八路军总政治部发布了《关于吸收与教育革命知识分子的训令》。签署此令者为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谭政。

文件首先肯定了革命知识分子参加军队工作的重要性，并满怀信心地预示他们在抗日战争中，“以至变为共产主义者的可能。”同时又针对他们的社会经历、出身和弱点，文件又制定了教育、培养的若干原则。

为什么军队首先响应毛泽东关于重视知识分子的号召呢？因为残酷的战争军事生活，让每个红军指战员都能从生死胜败的立场上，认识科学知识的重要性。1930年红军在湖南浏阳文家市消灭了敌军戴斗垣一个旅，缴获了一部完整电台，红军战士好奇不知是什么东西，便撒气砸毁了！1931年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又缴获了张辉瓒部一部电台，红军战士又泄愤，砸了电台的发报机，这时敌军电台的技术专业军官王铮、刘寅出来阻止，说：“这是电台，对红军有用，我们可以教红军使用。”红军战士向参谋处长郭化若汇报了此事，结果保全了电台的收报机和充电机。红军很快成立了“无线电队”，王铮、刘寅参加了红军，为革命立下大功。三中全会后，老同志在宋时轮家聚会，刘寅回忆说，耀邦问他什么是无线电？刘回答说：有电线的电话可以通话，无电线的也可以通话。所以“无线电队”还有一个被红小鬼们叫响的名字是“无电线队”。红军青年的天真和对科学知识的渴望，令人感动。第二次反围剿的战役中，这台收报机收到了公秉藩、贺光年部队行军驻防的情况，红军打起仗来十分主动，并横扫敌军八百里。红军强渡乌江时，我军电台竟冒充蒋介石行辕发电，“指挥”敌军避离乌江渡口。这不就是科学知识的神奇力量、知识分子专业技能的本领吗？军委总政治部作为革命军队政治工作的主管部门，从自身实践出发，积极响应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重要性的号召，制定具体的政策，完全是一种自觉行为。

八路军总政治部发出“训令”未及半年，鉴于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要性，为广泛吸收青年知识分子，加入军队还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扩大到党政军团（指群众团体）中去，因而毛泽东又于当年12月1日，亲自代中共中央制定政策性文件——《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主要内容为：

（一）“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二）不重视知识分子是由于各种思想误区，“尤其不懂得我们的党和军队已经造成了中坚骨干，有了掌握知识分子的能力这种有利的条件”。

（三）列举知识分子工作应注意的若干事项。应注意的是这项工作的方向和方法：“使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同时实现起来”。

（四）说明了“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时期，许多地方，许多军队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正确的态度，今后绝不应重复，而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的造成，也决不能离开利用社会原有知识分子的帮助”。

共产党建党初期，本是一些有先进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组成的革命党，但在土地革命中却对知识分子采取了错误的政策。党在延安时期则制定了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调整了革命队伍的结构，从而迅速壮大了党和军队的力量。

虽然在1939年底，广大知识分子进入到党内、革命队伍中的大门已经完全打开，知识分子经过政治思想和革命实践的锻炼，也逐渐成熟，但究竟在战争环境中，各级党政军组织对知识分子往往着重强调其组织性、纪律性的教育和对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这是必要的。同时忽视了青年知识分子人格、个性、创造性的培养和发挥。毛泽东不是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只是在延安整风、干部审查运动之后，在党的七大上提出这个问题，本希望在适当时期，比如抗战胜利，或共产党执政以后从容解决这一问题。

建国以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长期受到“左”的思想路线的破坏，好在历史把这一重要问题的解决，留给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时期。

2022.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