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 平：高层同志谈西藏汉族干部内调｜百年耀邦

西藏1980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是一幅绚丽多彩的历史画卷，这是中央众多历史文献、众多改革开放及民族工作领导人高度肯定、赞誉的历史事实，也是西藏200万人民以及各级藏汉干部感同身受的人生经历。胡耀邦为这个历史转变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胡耀邦去世后，中央悼词对胡耀邦在民族工作方面的贡献作出了高度评价。中央悼词说：胡耀邦为“促进民族团结、繁荣民族经济文化，进行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

鉴于多年来众多读者不了解中央同志及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对西藏汉族干部、职工内调工作的高度肯定和赞扬，不了解汉族干部、职工内调工作与西藏工作座谈会和胡耀邦进藏代表中央作出的一系列决策和措施之间的关系；内调工作实质上是中央推动西藏改革开放全部政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内调工作的肯定和赞扬，也是对西藏工作座谈会、胡耀邦、万里进藏考察工作作出的一系列决策的肯定和赞扬。若干读物和流言误导了一些舆论，党和共和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必须实事求是，为此，笔者不厌其烦汇集了文献中有关领导同志的一些提法，详细列举、不厌其详，以正视听。

一、中央负责人赞扬在西藏历史上掀开了划时代的一页

1980年3月中旬，胡耀邦主持召开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并主持制定中央31号文件，5月下旬胡耀邦亲率中央工作组进藏考察，制定了一系列关于西藏工作的方针政策，其中包括汉族干部、职工内调工作；从此，西藏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序幕，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1984年3月，胡耀邦主持召开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并主持制定中央6号文件，继续推动西藏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

胡耀邦5月29日在拉萨的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央31号文件的精神。根据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及31号文件的精神，根据邓小平5月5日谈话的战略意图，结合七、八天来在拉萨了解的实际情况，胡耀邦代表中央提出建设新西藏的6件大事。这6件大事补充、深化、发展了中央31号文件的内容和措施，使31号文件落实到实处。汉族干部、工人大批内调即是第6件重要的大事。

1980年2月底刚上任的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以他一贯的真诚和激情，深厚的人道主义的情怀，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感，不顾身患重感冒的病体，充满激情地作完了这篇充满人性光辉、真情的报告。关于大批内调汉族干部、职工，胡耀邦从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加强民族团结、培养藏族干部和知识分子、遵循毛周干部民族化的政策思路、落实毛周关于汉藏干部比例的嘱托、贯彻新的干部路线的要求、精简处理基层突出的冗员现象、减轻群众负担、落实中央“调整”方针（精兵简政、节约开支）、妥善安排能力、素质不足的干部、调整不符合干部四化要求的“派性”分子和因“关、停、并、转”而下岗的人员、长期在藏的汉族干部职工的个人家庭困顿的情况等诸方面和角度，阐述了大批内调汉族干部职工这项工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胡耀邦认为这是“中央满意、汉族干部满意、藏族干部同人民满意，三方面满意”的事情，“我们为什么不干这个事情呢！这一条是坚定不移的。”遗憾的是，这篇对西藏改革开放意义重大、充满人性光辉的文献却没有收入西藏区委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选的《西藏工作文献选编》。

1980年8月26日，邓小平在班禅即将复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即将出京视察藏区之际，同班禅额尔德尼谈话，邓小平指出：“西藏人民在平叛改革后到‘文化大革命’前这一段日子比较好过。‘文化大革命’和以后几年,政策错了,人民吃了苦。这次中央发了文件,解决了问题。在西藏,要使生产发展起来,人民富裕起来,真正去做,也并不难。只有这件事办好了,才能巩固民族团结。当然,还要努力发展文化,培养民族干部,使民族干部知识化”（见《同班禅额尔德尼的谈话》，《西藏工作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9月）。

邓小平讲的“这次中央发了文件”，这个文件就是1980年4月7日中央转发全党的胡耀邦主持制定的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即中央31号文件和8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西藏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关于大批调出进藏干部、工人的请示报告>的通知》。邓小平讲“在西藏,要使生产发展起来,人民富裕起来,真正去做,也并不难。只有这件事办好了,才能巩固民族团结”这句话，指的就是胡耀邦、万里5月下旬率中央工作组进藏指导工作，治穷致富，发展经济，促进汉藏民族团结这件事。邓小平还讲到要“培养民族干部,使民族干部知识化”，这是对正在进行的西藏汉族干部、职工大批内调工作的指导和支持。5月底，胡耀邦、万里回京后，万里向邓小平汇报西藏之行，并谈到他和胡耀邦在西藏视察工作时都表态支持包产到户，西藏的经济要发展、藏民要富裕，必须放开各项经济政策，这些看法得到了邓小平的首肯。7月中旬胡耀邦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谈到包产到户问题，他说：中央不反对搞包产到户，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种误解，就是把劳动方式（集体劳动或者分散劳动，伙干或单干）同所有制混为一谈，认为搞社会主义什么事情都必须集体劳动，一起伙干。如果分散劳动，一个人单独干，就是单干户，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其实这完全是两码事。8月中旬，胡耀邦到宁夏固原地区视察，这是当年红军长征路过的地区，胡耀邦回忆说，当年回汉各族同胞冒着生命危险大力支援红军，六盘山区群众送粮、送甜水给红军吃。长征时我在六盘山村吃过老乡家的荞麦面，很好吃，喝过你们的甜水，至今没有忘记掉。当固原同志汇报当地张易公社是宁夏第一个包产到户的公社时，胡耀邦指出：“农民干了几十年，饿肚子饿怕了，允许他们试验，允许包产到户。只要能让群众吃饱肚子，就应该支持。要允许张易乡包产到户，你们要支持和领导群众包产到户。农民生活已很困难，逼得农民不得不搞‘包产到户’”。胡耀邦还说：“我是带着邓小平副主席的问候来固原的，固原是全国有名气的地方。六盘山，天高云淡，红军长征经过这里，感谢固原同胞当年对红军的支援，现在如何加快发展，这是党中央、邓副主席的心愿。”此后，邓小平明确表态支持包产到户。

1990年4月13日上午，时任西藏区党委书记的胡锦涛在《当代中国的西藏》一书审稿会上谈到西藏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开端问题时说：“过去，我与法唐同志和其他同志谈到西藏工作的时候，大家都说，从全国来讲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从西藏来讲是1980年以来，在西藏历史上掀开了划时代的一页。”（见《胡锦铸同志在<当代中国的西藏>审稿会上的讲话》,《西藏党史资料》,1990年第3集,第2页。）胡锦涛所讲1980年以来，是指当年3月中旬胡耀邦主持召开中央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制定了中央31号文件和5月下旬胡耀邦、万里率中央工作组进藏考察、指导工作，提出包括汉族干部内调工作在内的6件大事，由此掀开了西藏改革开放的历史大幕。

胡锦涛高度肯定了胡耀邦主持制定的第一次和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文件，胡锦涛强调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对西藏工作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先后下发了几个重要文件，对西藏工作起到了重要指导和推动作用。……经过近十年来的实践，也证明中央这些文件，总的讲应该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好文件，这些精神是正确的，正因为有了中央一系列方针政策，西藏的各项工作才能够有这么大的变化，西藏的面貌也才能够发生这么大的变化。这一点，应该在编写《当代中国的西藏》的过程中充体现出来。（见《胡锦铸同志在<当代中国的西藏>审稿会上的讲话》,《西藏党史资料》,1990年第3集,第2页。）须知，胡锦涛这些谈话是在那个特殊的环境下，顶着压力、冒着风险讲的一番话，格外有巨大的历史意义。

胡锦涛1990年4月谈话之前近十年的1981年8月2日，时任西藏区委书记阴法唐在区党委二届六次全委会结束时曾讲到：

从我们西藏来说，什么时候才算真正的转折？比较一致的认识是从去年贯彻中央31号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来西藏以后才算真正的历史转折。为什么呢？尽管从全国来说三中全会是伟大的历史转折，但我们西藏在三中全会后一段时间仍然处于徘徊的状态。对三中全会跟的慢，转得慢，一直到去年中央对西藏工作指示后才来了个大的转折，大力拨乱反正，……我看这样分析问题认识问题是对的。

作为西藏区委的主要负责人，应该说阴法唐当年的评价是实事求是的、是很到位的，很有政治高度的。阴法唐对1980年巨变的评价和10年后胡锦涛的评价是一致的，只是阴法唐的评价更加明确、直接。

1994年7月20日，时任总书记的江同志在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西藏工作在党和国家的全部工作中居于重要战略地位，在中央正确领导下，西藏广大干部群众和驻藏部队团结奋斗，使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大进步。江同志高度评价了胡耀邦主持召开的两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称其“对促进西藏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起了重大作用”，江同志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两次召开西藏工作座谈会，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西藏发展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对促进西藏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起了重大作用”（见《西藏工作要抓好稳定和发展两件大事》，《江同志文选》第一卷）。江同志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了胡耀邦主持召开的两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和主持制定的多个关于西藏改革发展建设的重要文件，这些文件是中央和胡耀邦1980年以来，对西藏工作作出的一系列重要决策的基本依据。江同志的讲话和评价，在那个年代也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中央用座谈会的形式，研究处理西藏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重大问题，是胡耀邦1980年2月底担任总书记后的一个创举。据中央党校前副校长、曾任胡耀邦秘书的陈维仁回忆，“以往工作中，我们曾不止一次地听他讲过，我们做领导工作的同志，党的高级干部，要学会尽量用‘轻松的形式’去解决‘严肃的问题’。我认为“西藏工作座谈会”可说是一个极好的典范。”针对西藏的情况，决定用开“座谈会”的形式去解决存在的问题。陈维仁说，在座谈会上胡耀邦有一段回顾决策过程的话：“原来曾经设想，派几个年轻的同志去西藏了解一下。但是中央书记处年轻的同志太少了，只有两三位，其余的同志都是60岁以上，能去的不多。这个办法不行。所以还是请你们来”。

陈维仁在文中说，在党的高层领导人中，胡耀邦是一位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西藏工作座谈会的召开，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胡耀邦说，会议怎么个开法？先听你们汇报。汇报的时候，别的同志可以插话，也可以提不同意见。有不同意见不是坏事。要把一件事情搞好，就要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党内对于某个问题的认识，某项政策的制订，某些经验的总结，有不同意见是经常的，也是正常的。只有经过反复讨论和比较，才能求得统一，归于正确。

陈维仁回忆，耀邦同志指出：“座谈会最后，在思想统一的基础上，要通过一个《纪要》。这个'纪要’经中央书记处讨论研究，作为中央文件，你们带回去，今后西藏工作就按这个文件精神办。”陈维仁认为，胡耀邦的这些话，是对党的“民主集中制”最好的诠释。（以上见陈维仁《胡耀邦与西藏》，《怀念耀邦》）

江同志在座谈会讲话中还高度肯定和热情赞扬了西藏以藏族干部为主的干部队伍，江同志说：西藏干部有6万多人，其中藏族干部占大多数。这说明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党培养了一大批藏族干部。这是党的民族政策、干部政策的巨大成功。历史已经证明，这支以藏族干部为主，包括汉族干部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在内的西藏干部队伍，是经得起考验、完全可以信赖的队伍。

1980年中央和胡耀邦决策的西藏汉族干部、职工大批内调，是遵循了毛泽东、周恩来培养藏族干部的民族工作思想和民族团结政策，是为了调整藏汉干部配备比例。江同志承继了80年代中央和胡耀邦汉族干部内调以调整藏汉干部配比的干部民族化的思路和政策，江同志在讲话中指出：“毛泽东同志早在建国初期就指出：‘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为了推进西藏各项事业发展，要继续大力培养一大批德才兼备的藏族干部，并及时把他们中的优秀分子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同时还需要继续选调一些汉族干部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到西藏工作。这些干部包括党政干部、管理干部和技术干部。要继续坚持以藏族干部为主体，并保持一定数量的汉族干部及其他少数民族干部，注意改善干部队伍结构，提高干部队伍整体素质。这是维护西藏稳定和加快西藏发展的组织保证”（以上见《西藏工作要抓好稳定和发展两件大事》，《江同志文选》第一卷）。江同志的这段讲话充分肯定了汉族干部、职工内调以调整藏汉干部配比的工作，与80年代初中央和胡耀邦关于汉族干部、职工内调以调整藏汉干部配比的思路是完全一致的，也回应了西藏有的同志所讲“大批干部、职工仓促内调，当地干部难以替补，贻误了西藏的建设事业，助长了不安定因素的发展”之忧虑。

胡锦涛担任总书记后，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于2010年1月18日至20日在北京举行，胡锦涛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胡锦涛强调，实践充分证明，中央关于新时期西藏工作的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是符合我国国情、西藏实际和西藏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见《人民日报》2010年1月22日电《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所谓“新时期”，用官方话语来讲，即是指1978年12月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产生、推动的一系列世纪性历史性变化的时期，三中全会以来这个新的历史阶段即称为改革开放“新时期”。

胡锦涛1990年4月中旬明确指出，“从全国来讲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从西藏来讲是1980年以来，在西藏历史上掀开了划时代的一页”，这段话的意思即1980年以来西藏才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即西藏的改革开放“新时期”是从1980年开始的。胡锦涛所讲“中央关于新时期西藏工作的方针政策”，指的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胡耀邦于1980年3月中旬主持召开的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和主持制定的中央31号文件，5月下旬胡耀邦率中央工作组进藏考察工作制定的一系列关于西藏工作的方针政策以及1984年3月胡耀邦主持召开的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及胡耀邦主持制定的一系列西藏放开政策、发展经济的重要决策和措施是完全正确的，是硕果累累的。

中国西藏之声网刊发的《胡锦涛等：实现西藏繁荣是我们的共同责任》一文报道：50年来，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西藏工作，深切关怀西藏人民，从和平解放、民主改革，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央先后于1980年、1984年、1994年和2001年召开了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从西藏实际出发，不断调整和深化西藏的发展战略，制定和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西藏发展和西藏人民幸福的重大措施。该文引述十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热地评价西藏工作座谈会的话说：“党中央为一个西藏自治区先后四次召开专门会议并动员全国予以支援，西藏是唯一的。”热地是由翻身农奴成长为自治区和国家领导人的，期间曾多次得到胡耀邦的爱护和肯定。

二、三任西藏区委书记的高度评价

1980年以来三位西藏的书记阴法唐、伍精华、胡锦涛，对胡耀邦代表中央作出的一系列关于西藏改革发展建设的决策、措施，包括汉族干部、职工内调政策，都是高度赞成、坚决拥护的。

当时在任的书记阴法唐、副书记郭锡兰坚决拥护中央和胡耀邦的干部内调政策，拥护中央31号文件和胡耀邦代表中央提出的“6件大事”。阴法唐1980年6月7日在《西藏日报》代表区委、区政府发表文章说：中央31号文件，提出了建设西藏的8项方针。胡耀邦同志在西藏考察工作时又提出了应当抓好的6件大事。对我们西藏的工作既肯定了成绩，又点出了问题;既提出了目标任务、方针政策，又交代了方法，使我们深受启发、教育和鼓舞。从前一段传达的情况看，绝大多数同志对中央31号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学习是认真的，认识是好的，态度是积极的、拥护的。

阴法唐在文中高度评价中央31号文件和胡耀邦的“6件大事”，他写道：中央31号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是新形势下指导我区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是使西藏尽快富裕起来的根本大计。对于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肃清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和影响，调动各族人民的积极性，扭转西藏人民贫困的局面，使我区尽快兴旺发达、繁荣富裕起来，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我们要认真传达，反复学习，深刻领会精神实质，坚决贯彻执行。（阴法唐《结合西藏实际，贯彻中央指示，扭转西藏贫穷局面》，《西藏日报》，1980年6月7日）

阴法唐1982年有一段评价值得一读：“在1980年自治区党委召开二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贯彻落实中央关于西藏工作的指示后，特别是胡耀邦、万里等中央领导同志亲临西藏，作了重要指示以后，我们才结束了徘徊局面，全面纠正‘左’倾错误，把工作重点转向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新西藏上来，真正地实现了转折。”（见阴法唐《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西藏》，《阴法唐西藏工作文集》第29页，《西藏研究》1982年第1期。）

6月7日，时任人大副委员长、西藏人民政府主席的阿沛在阴法唐主持的西藏自治区万人动员大会上，代表西藏区人大、区政府，高度评价了胡耀邦、万里的进藏之行。他认为胡耀邦进藏指导工作，补充和发展了中央31号文件的精神。阿沛的这个评价很到位、很有高度。阿沛强调指出：胡耀邦、万里同志根据西藏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需要解决的6件大事，这是对中央批示（笔者注：指中央31号文件）的补充和发展，对搞好我区工作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阿沛在报告中肯定了汉族干部对西藏建设的历史贡献，赞扬他们为西藏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按照胡耀邦所提内调汉族干部、职工的精神和原则，阿沛明确指出了汉族干部去留的一些大的原则：由于西藏历史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央决定内调一部分汉族干部，这个措施是非常英明、非常正确的，完全符合西藏的实际，得到了西藏人民和绝大多数藏汉族干部的热烈拥护。我们必须坚定、稳妥的做好这项工作。我相信，无论是要留下的同志，还是要内调的同志，绝大多数都会顾全大局，服从工作需要，服从组织决定。我希望组织决定走的同志一定要站好最后一班岗。另外，也必然有一部分汉族同志要继续留下来，如领导骨干、专业干部和技术人员、医生、教师等。这些同志一定要服从组织决定，安心长期建藏，与藏族干部和人民一起做好工作，为藏族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阿沛热烈拥护干部内调工作，号召与会同志坚定、稳妥地做好内调工作，阿沛还遵循胡耀邦的指示，强调指出：现在西藏人民仍然需要汉族干部和各种专业人才的大力帮助，要求领导骨干、专业干部和技术人员、医生、教师等，要树立长期建藏的决心，为西藏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阴法唐在大会讲话指出：阿沛给我们具体生动地阐明了中央有关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动员我们各族干部、工人、农牧民、上层爱国人士和驻藏解放军指战员，都要坚决贯彻执行中央提出的8项方针和胡耀邦同志提出的6件大事，同时也给我们各族干部和各行各业包括政协和工、青、妇等组织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和殷切的希望。各单位、各部门要深刻领会阿沛报告的精神。

阴法唐强调：一部分汉族干部职工内调，是中央指示的一个方面的内容，内调的重要目的也是为了使西藏尽快富裕起来，作为个人，在对待走、留的问题上，一定要从西藏目前的全局来考虑。阴法唐最后号召说，在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共同为落实党中央给我们提出的中心任务、奋斗目标、8项方针和6件大事，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新西藏。努力奋斗。（以上见《自治区领导机关召开万人动员大会》，《西藏日报》，1980年6月8日）

阿沛和阴法唐在万人大会上的讲话，代表西藏人民和西藏区委、区政府，坚决拥护和执行汉族干部职工内调的中央战略决策，他们两位都是内调工作的积极拥护者，阴法唐还是自治区内调工作的领导人和最高负责人。

6月3日，自治区副书记郭锡兰在区党委二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上讲话，郭锡兰指出，党中央对西藏工作极为重视，极为关怀，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后，刚刚成立的中央书记处，很快就召开了西藏工作座谈会，耐心地、具体地帮助我们西藏的领导同志，提高认识，总结经验，研究工作，产生了《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座谈会后，中央正式发出31号文件，明确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西藏的中心任务和奋斗目标。这是党在新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在西藏的具体化，是党中央关于建设西藏、巩固边疆、加强民族团结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道路和方向。

郭锡兰说，时隔一个多月，胡耀邦、万里等中央领导同志在百忙中又亲临西藏调査研究、指导我们理解、贯彻31号文件，帮助我们下决心，想办法，抓落实。“胡耀邦同志在干部大会上的报告，很重要，很教育人，很感动人。报告历史地、全面地、深刻地分析了西藏的情况，肯定了我们近30年来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广大干部是努了力的,是艰苦奋斗的。同时，也指出了我们工作中存在的严重问题，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带根本性的6件大事。这6件大事，是为贯彻执行好31号文件而提出来的，和31号文件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也是对31号文件的补充和发展。”

讲6件大事和31号文件的关系，明确指出6件大事是对31号文件的补充和发展，郭锡兰是最早指出这两件事情之间的关系的，郭锡兰的评价很高，很好。

郭锡兰认为，中央关于西藏工作的重大决策，是建设团结、富裕、文明新西藏的新起点，是完全符合我区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意愿的，是完全符合西藏各族人民现实与长远利益的。郭锡兰强调，这一切都说明，党中央和西藏人民的心是相通的，党中央对西藏干部、群众的关心爱护，是无微不至，非常周到的。

郭锡兰告诫说：“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对中央精神跟得慢，给西藏工作带来了损失，这是应当引以为戒的。在当前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对各级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包括区党委常委，都是个严峻考验。我们的思想和行动都必须统一到中央指示上来，同心同德去实现中心任务和奋斗目标。”

继任的伍精华书记也坚决拥护汉族干部、职工内调这个中央决策。伍精华同志长期担任民族地区领导工作，曾在阴法唐之后，1985年至1988年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后任国家民族工作领导，2006年10月、11月，伍老曾多次谈到西藏汉族干部、职工内调工作的来龙去脉。伍老在谈话中指出：胡耀邦在涉及到汉族干部问题时，继承了毛泽东、周恩来民族团结的思想，毛、周有逐步培育藏族民族干部的思想。有些人说什么调汉人出来导致了后来的骚乱，这种观点不能成立。胡耀邦是从尊重民族平等、尊重少数民族的基本权益、遵守民族区域自治法出发，而考虑问题的。

伍老指出，经过几十年艰苦细致的培养工作，藏族干部已经成长起来了，而且“文革”造成了民族关系很不正常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耀邦同志在西藏作这样一个讲话（指胡耀邦1980年5月29日在拉萨自治区干部大会上的讲话），作这样一个决定，是正确的。而且他的讲话是中央决定的，是代表中央讲的。伍老说，内调汉族干部是中央决定的，是中央的集体决定。胡耀邦的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将会证明他的意见是对的。应该说，内调工作中出现的混乱是执行中的问题。胡的讲话是经过中央集体决定的，耀邦从西藏回来后，中央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然后西藏按照内调有关文件开始内调干部。

伍老说，1985年我在西藏工作时，当时中央要精简机构，按照中央的31号文件，西藏与中央不要求机构对口。不要中央有什么，西藏就有什么。四川1亿人口，西藏200万，但西藏与四川相比，西藏当时只有两个机构没有，一是铁路局，因为西藏没有铁路；一是石油局，因为西藏没有石油。

1980年下半年开始至1983年底的内调工作，总共有4万余名汉族干部和职工内调，但是这次内调并没有解决西藏地方机构臃肿、干部冗员的弊端，1985年之后，西藏又开始一轮精简机构的工作，又内调了1.7万名干部、工人。据《当代中国的西藏》记述：“继1980年到1981年大批内调进藏干部之后，1986年又决定内调1.7万名干部、工人（包括一部分离退休干部、工人）回内地。”

伍精华之后的下一任西藏书记胡锦涛讲，西藏的改革开放是从1980年开始的，高度肯定了胡耀邦主持制定的中央31号文件和胡耀邦进藏这个重大举措，汉族干部、职工内调是这个重大举措的主要内容。因前面已有详细叙述，本处不再赘述。

三、万里深刻了解西藏地区冗员繁多的情况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书记处书记，后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万里和胡耀邦一起进藏指导工作，因胡耀邦到拉萨后病倒了，万里和中央工作组召开了多次座谈会，与西藏6个地区的领导举行座谈，了解各地、市经济和机构人事问题，详细了解到西藏地区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冗员繁多的严重情况，促进了中央和胡耀邦作出大批汉族干部内调的决策。

1980年5月25日上午，中央工作组与日喀则地区参加区党委扩大会的同志座谈。定结县委书记普芝说：吃商品粮的人太多，机构相当多，干部职工300人，汉族108人。万里说，你们全县1万1千人，职工干部300人，汉族108人，加上家属有多少？（答：800人。〉11000人养800人，有没有剩余产品养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能不能减？普芝书记说，完全可以减，我们主张减。

25日下午，万里在与阿里地区同志座谈时问到：地区机关职工多少人？向阳同志答：5000人，1959年是70人。万里问，为什么增加这么多？向阳说，交通发展了，有开车的、为开车服务的。万里问，你们地直机关多少人？向阳答，3000人，汉族全区1000人。万里问，现在有的区、县不要汉族干部可以工作吗?向阳答，我们区原来没有汉族干部，去年调来了，区里有了。汉族到区里不适应。万里又问，一个县用上两三个年轻的汉族干部行不行？向阳答；出出主意，想想办法，一个县有3个可以了。关于牧区要不要脱产干部？杨静仁说，把脱产干部减到最低限度。

当日土县负责同志汇报说，我们县有4096人，汉族干部有40多人时，万里问：全部调出来行不行？日土县同志答：调大部分，留点骨干。万里说，太多了，调。

扎达县宫寅同志汇报后，万里问：县政府有哪些机关？宫答：有农牧科、文卫科、计财科、粮食科、公安局、商业科、法院、民劳科、革委办公室……万里说，多不多？你们只4000多人的县。宫答：我们去年来了24个汉族干部，全县共67个汉族干部。万里说，去年24人可以完全不要，（宫答，可以的）劳民伤财，当宫说：我们县委15个常委，去年来了7个时，万里说，多此一举。

5月27日，万里与拉萨市参加区党委扩大会的同志座谈。拉萨市罗铭同志介绍：墨脱县有藏族、门巴、珞巴3个民族，特别困难的是不通公路。万里说，这地方让藏族干部在那里算了。让藏族干部当家作主，慢慢就成长起来了。把外地干部逐步调出来，就是让当地干部在这里当家，从当地3个民族中选拔优秀的。县政府人越少越好。万里问，这个县外边派进去的干部有多少？罗答：汉族60人，藏族40多人时，万里说，除必要的技术人员外，能不能全部调出来？罗回答，多数可以调出来。万里说，调出来有好处，没坏处。

墨竹工卡县索加汇报，这个县5500平方公里，海拔3900至4500米，下辖6个区，纯牧区1个，人口为31519人，其中汉族干部、家属389人时，万里说，汉族干部这么多，你们考虑一下。汉族干部在这里做了很多工作，培养了藏族干部。汉族干部主要的任务是培养藏族干部，把自己脱出来。（以上见万里同志与日喀则地区、阿里地区、拉萨市参加区党委扩大会的同志的谈话，《中央对西藏工作重要指示文件汇编》(1980一1985年),1986年1月）

万里了解和掌握的西藏汉族干部职工大量冗员的情况，是胡耀邦提出大批内调汉族干部职工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中央8月6日批准西藏区委区政府6月13日所报内调干部职工方案的重要依据之一。

四、中央老同志高度肯定西藏民族干部政策

1980年6月12日，自治区党委召开自治区直属单位干部大会，西藏区委副书记郭锡兰主持大会，阴法唐参加大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赵振清就汉族干部内调问题发表讲话。赵振清指出，大批调回进藏干部的问题是中央提出的西藏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6件大事之一，中央这个决策是非常果断，非常正确的。赵振清从4个有利于说明了汉族干部内调对各方面的利益。

第一，有利于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行使民族区域自治权力。西藏基本上是一个单一民族，藏族人民占绝大多数，应以藏族干部和藏族人民为主进行西藏的社会主义建设。这对调动藏族干部和藏族人民的积极性，极大的加强藏汉族干部和各族人民的团结，都是非常有利的。近30年来，我们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很能干的藏族干部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这是汉族干部进藏以来的一个伟大成绩，也是我们大批的、分期分批的把汉族干部、工人内调的根本条件。

第二，有利于民族干部的锻炼和成长，加快培养民族干部的步伐。西藏已有一大批优秀的、能干的、同群众有密切联系的藏族干部，其中不少人现在已经是各级领导班子中的骨干力量。把汉族干部大批调走，能使民族干部得到更多的锻炼机会，使民族干部成长得更快。

第三，有利于解决一大批进藏汉族干部的实际困难。广大汉族进藏干部，有的在西藏工作了十几年、二十几年，但是，不少干部由于年龄的增长，已经不适应西藏的自然环境，难以在这里继续坚持下去，需要对他们加以照顾，将他们调回内地，发挥更大的作用。有些干部虽然进藏不久，但身体不适宜在藏坚持工作，也需要内调。

第四，有利于把有限的资金，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可以减轻人民的负担。从内地来西藏，路途遥远，交通不便，运输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实行精兵简政，把大批已经完成了历史任务可以离开的同志，调回到内地去，是于国于民都有利的大好事。

赵振清全程参与了西藏汉族干部内调工作，坚决拥护中央关于汉族干部、职工内调的决策；其后在9月下旬召开的中央三部委关于西藏汉族干部、职工内调工作会议上，又宣讲中央内调政策的诸多优越性。

9月23日至10月4日，中组部会同国家人事局、国家劳动总局召开西藏内调干部、工人工作会议，赵振清在会上讲话，把上述4个有利于的讲话内容在内调工作会议上又阐述了一番：（一）有利于西藏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充分行使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力；（二）有利于培养、锻炼藏族干部、工人，推动藏族干部、工人队伍的迅速成长；（三）有利于解决进藏干部、工人的实际困难，使他们在内地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四）有利于减轻国家的负担，把国家支援西藏的财力、物力用到四化建设最需要的地方去。赵振清指出：中央提出的这一重大决策，对加速西藏的建设，对促进民族的团结，对藏族干部、工人的培养和成长，对进藏的汉族干部和工人都有很大好处。正如耀邦同志讲的，这样做，中央满意，西藏人民满意，广大干部满意。我们必须深刻认识中央这一决策的重大意义，扎扎实实地把内调工作搞好。

中央三部委坚决拥护、执行汉族干部内调政策，为此要求全国组织人事部门：必须高度重视、认真对待这次内调工作。各级党委和组织、人事、劳动部门都要积极努力，认真负责，出色地搞好这项工作。要力争做到：走的愉快，留的安心，藏、汉族更加团结，社会更加安定，生产有所发展，工作有所加强。10月21日，三部委联合发出《关于批转<赵振清同志在西藏内调干部、工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通知》，赵振清的讲话作为三部委的精神，批转全国。

6月23日，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邓颖超在新疆自治区书记汪锋和自治区政府主席司马义•艾买提、西藏自治区书记天宝陪同下，参观新疆石河子农工联合企业。邓颖超在石河子八一毛纺织厂对数千名各族职工讲话时说：要学习中共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文件。要改进我们的民族工作，努力把民族地区建设得更美好，把各民族的团结搞得更好。邓颖超赞许地指出：“我们党中央成立了书记处，很快就抓了西藏的工作。”邓颖超所讲“要学习中共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文件”，就是指胡耀邦主持制定的关于西藏工作的中发31号文件。中央和胡耀邦作出西藏汉族干部内调的决策，是遵循了毛泽东、周恩来关于西藏干部民族化的教导，周恩来明确提出西藏的藏汉干部配备比例应三分之二或七三开。邓颖超很赞赏胡耀邦和中央书记处积极推动西藏的改革、建设和发展。

杨静仁是我国重要的民族工作领导者。曾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长、国家民委主任、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务。周恩来十分信任杨静仁，把关于西藏的一些重要工作交给杨静仁去办。1951年春，西藏和谈代表团到达北京。周恩来指定杨静仁负责接待工作。杨静仁不负重托，不仅做好了接待工作和谈判工作，还与西藏代表结下了深厚的友情。1960年西藏实行民主改革。但在民主改革中出现了“左”的偏差，周恩来派杨静仁去西藏，帮助西藏地方政府纠正错误。杨静仁带领工作组，在拉萨、日喀则、江孜等地区调查了两个多月，将西藏调查的情况向党中央作出报告。报告提出：西藏不宜马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不要马上搞合作化，应努力发展农牧业生产，培养干部，发展党员，教育群众，做好上层人士的工作，为社会主义改造打下坚实的基础。周恩来肯定杨静仁的观点，邓小平高度评价这个报告。中央根据杨静仁的报告，决定在西藏实行稳定发展的方针。后来，由杨静仁起草了中央对西藏工作的指示，经周恩来、邓小平审阅后，以中央文件发往西藏。文件充分调动了翻身农奴的生产积极性，使西藏社会安定，生产发展，人民生活稳步提高，进入稳定发展的时期。（以上见陈立旭《杨静仁为西藏问题上书党中央，得到周恩来的高度肯定》，《党史博采》）

1980年7月10日，时任国家民委主任的杨静仁在西藏自治区直属机关县以上干部大会上讲话指出：

“最近中央转发《<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的8项方针和胡耀邦同志讲的6件大事，就是要实现西藏在10年内富裕起来的战略任务，这是党中央对西藏工作的一大决策。这个大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得到了西藏各族人民和干部绝大多数人的衷心拥护。也有少数人对这个大决策认识不足，甚至采取怀疑态度。为此，我们需要回顾近30年来中央对西藏工作的5次大决策，以便加深对最近这次大决策的了解和认识。”

第1个大决策是1951年中央制定的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这个方针符合广大藏族人民和爱国的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愿望。第2个大决策是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央制定了在西藏实行慎重稳进的方针，决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不进行民主改革。第3个大决策是1959年西藏发生武装叛乱时，中央决定平息叛乱，决定进行民主改革。第4个大决策是1961年4月，中央制定了在西藏实行稳定发展的方针，5年内不搞合作社，让翻身农奴休养生息。杨静仁说，这4个大决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诋毁和公开批判，今天我们必须拨乱反正，为其恢复名誉。

杨静仁强调指出：这次中央作出的“‘8项方针、6件大事、10年富裕’的大决策，是在以上4个大决策之后的一个大决策，也可以说是第5个大决策，对于前4个大决策的认识清楚了，也就有利于澄清思想，加深对当前这个决策的认识，有利于执行现在的方针。”（以上见1980年7月10日《杨静仁同志在西藏自治区直属机关县以上干部大会上的讲话》）胡耀邦5月29日在拉萨干部大会上所讲“6件大事”中的汉族干部内调，即是杨静仁所讲“6件大事”中的一件。7月26日，杨静仁撰文《坚决贯彻中央指示，做好西藏工作》，8月1日该文在中央理论刊物《红旗》1980年第15期上发表，该文内容与上述杨静仁7月10日在西藏干部大会上的讲话和精神基本一致，重申了上面引文的基本内容。

中共统一战线工作的卓越领导人、新时期统战工作的指导者李维汉1981年5月23日在纪念《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30周年之际，在《人民日报》发表重要文章《西藏民族解放的道路》。文章高度评价了胡耀邦代表中央作出的关于西藏工作的一系列重要决策，文章指出：

1980年三四月间，党中央讨论了西藏工作并批转了《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5月间胡耀邦同志和万里同志亲自到西藏考察，作了重要的讲话。其基本精神，就是要认真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干部政策、统一战线政策、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以及经济政策、对人的政策等等，以藏族干部和藏族人民为主，加强各族干部各族人民的团结，从西藏的实际出发，建设一个团结、富裕、文明的新西藏。这是党中央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和三中全会精神的体现，是十年浩劫之后西藏工作和民族工作的根本转变。

文章认为，建国以后我们党在西藏工作中，在民族工作中，实行了一套合乎马克思主义原理和中国国情的行之有效的政策，走出一条中国式的解决民族问题的路子。“但是，后来遭到“左”倾思想的干扰和否定，特别是林彪、“四人帮”的大破坏。现在，党中央拨乱反正，不但恢复了我党原来行之有效的政策，而且使之充实和发展了。一年来，西藏贯彻执行中央关于西藏工作的指示，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

李维汉认为，民族区域自治，从最根本的意义来说，就是要由实行自治的少数民族的干部和人民对本民族自治地方的事务当家作主，在党的领导下，用自己的腿走社会主义道路。西藏和平解放以后，我们党就着手培养藏族干部，逐步让更多的藏族干部担任负责职务，在党的领导下当家作主。可惜由于十年浩劫，西藏民族区域自治和干部民族化的进程曾经遭到挫折。文章指出：去年中央发出关于西藏工作的指示以来，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逐步充实和发展，民族干部的培养、选拔工作大为加强。现在已有一大批藏族干部在西藏自治区各级党政机关担任领导职务，并争取在几年之内使藏族干部在脱产干部中占三分之二以上。

1981年6月27日，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胡耀邦代表中央作出的一系列关于西藏改革开放的重要文件和政策措施与《决议》总结的“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的“主要点”是高度契合和高度一致的。《决议》指出：

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还将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和发展，但是它的主要点，已经可以从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中得到基本的总结。

“它的主要点”之七，是关于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的部分，《决议》指出：

七、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这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具有重大意义。在民族问题上，过去，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犯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伤害了许多少数民族干部和群众。在工作中，对少数民族自治权利尊重不够。这个教训一定要认真记取。必须明确认识，现在我国的民族关系基本上是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必须坚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加强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制建设，保障各少数民族地区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政策的自主权。要切实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文化，努力培养和提拔少数民族干部。坚决反对一切破坏民族团结和民族平等的言论和行为。要继续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不要求宗教信徒放弃他们的宗教信仰，只是要求他们不得进行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要求宗教不得干预政治和干预教育。

7月6日，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第109次会议，根据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讨论了新疆的工作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国务院总理、王震、万里等人，杨静仁、汪锋等列席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搞好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做好新疆工作。会议形成《中央书记处讨论新疆工作问题的纪要》，7月16日中共中央转发全国。

《中央书记处讨论新疆工作问题的纪要》第一条重申了《历史决议》关于民族工作的有关论述：

一、《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这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具有重大意义。在民族问题上，过去，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犯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伤害了许多少数民族干部和群众。在工作中，对少数民族自治权利尊重不够。这个教训一定要认真记取。必须明确认识，现在我国的民族关系基本上是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必须坚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加强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制建设，保障各少数民族地区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政策的自主权。要切实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文化，努力培养和提拔少数民族干部。坚决反对一切破坏民族团结和民族平等的言论和行为。要继续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不要求宗教信徒放弃他们的宗教信仰，只是要求他们不得进行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要求宗教不得干预政治和干预教育。”

《纪要》强调：会议强调指出，这是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有关民族工作经验的正确总结，是今后民族工作的正确方向。应该以此为基础，来统一全党对民族工作的认识，各个民族地区的党组织、特别是各级党委都要坚决执行。不能容许有违背六中全会决议的言行。

胡耀邦代表中央作出的关于西藏改革发展建设的一系列重要决策与中共中央转发的《中央书记处讨论新疆工作问题的纪要》这部分内容的精神和原则是完全一致的、是高度统一的；也与《历史决议》这部分内容的精神和原则是完全一致的、是高度统一的。

乌兰夫在7月14日他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为了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团结全国各民族人民完成新时期的新任务，我们必须坚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切实保障少数民族行使自治权利。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的问题，专门作出了规定，正确地总结了我国民族工作的经验，指明了今后民族工作的方向。我们应该以此为基础，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统一行动。各民族地区的所有干部和广大群众，都要坚决执行。乌兰夫的文章强调了《历史决议》关于民族关系部分的重要性，文章认为该部分的有关内容“正确地总结了我国民族工作的经验，指明了今后民族工作的方向”，强调各民族地区应该以此为基础，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统一行动，坚决执行有关规定。

1981年7月14日，中国民族工作领导人、曾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家副主席的乌兰夫在《人民日报》发表《民族区域自治的光辉历程》一文，文章指出：1980年，党中央书记处成立以后，对民族工作、特别是对民族区域自治工作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党中央就西藏工作问题作出了重大决策，它的基本精神也适用于其他民族自治地方。这项重大决策体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路线，发展了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全国各民族人民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获得了真诚的拥护。不出一年，西藏形势的良好发展就超出了预期的程度。全国其他民族自治地方也都根据这项重大决策的基本精神，结合当地的民族特点和实际情况，研究制定了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落实民族政策的措施，并且收到了显著成效。全国各民族人民由衷地庆幸，民族区域自治工作在经历了停滞和倒退之后又迅速前进了。

乌兰夫由衷地拥护和赞扬党中央和胡耀邦1980年以来有关西藏工作的一系列重要决策和措施。乌兰夫指出，中央书记处成立后就西藏工作问题作出了重大决策，“体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路线”。杰出的少数民族代表、民族工作领导人乌兰夫，热诚的写道，胡耀邦代表中央制定的关于西藏工作的重大决策，“在全国各民族人民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获得了真诚的拥护。不出一年，西藏形势的良好发展就超出了预期的程度。”

1984年8月中下旬，胡启立和田纪云进藏考察，他们返京后，于9月14日向党中央、国务院写出调查报告。《报告》说，1984年8月19日至31日，胡、田与商业部长刘毅、国家经委副主任赵维臣等人一起，到西藏进行了调查研究。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了解西藏自治区贯彻落实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和耀邦、万里同志视察西藏的指示的情况，与自治区负责同志共商进一步搞活西藏经济的措施。在为期13天的调查研究过程中，调查组除在拉萨活动外，北到牧区的当雄，南到中尼边境的樟木口岸，往返经过羊八井、日喀则、定日、聂拉木、江孜、羊卓雍湖,走访了牧民、农民、职工、专业户、联营户，接触了各级干部，拜访了上层爱国和宗教界人士。《报告》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1980年耀邦、万里同志视察西藏以后，西藏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各项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缋。10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并批转了这个《报告》。

而据《中国共产党西藏历史大事记（1949-2004）》1984年8月19日条记载，1984年8月19日到31日，胡启立和田纪云进藏考察，他们返京后，于9月14日向党中央、国务院写出调查报告。“《报告》肯定西藏在前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1980年以后，西藏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各项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绩。”10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并批转了这个《报告》（见《中国共产党西藏历史大事记1949-2004》第419页，中共党史出版社)。

请读者注意，《大事记》编者在此做了两处很大的手脚：一、胡启立、田纪云进藏考察，“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了解西藏自治区贯彻落实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和耀邦、万里同志视察西藏的指示的情况，与自治区负责同志共商进一步搞活西藏经济的措施”。但“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了解西藏自治区贯彻落实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和耀邦、万里同志视察西藏的指示的情况”一段被《大事记》编者删掉了。二、《报告》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一九八〇年耀邦、万里同志视察西藏以后，西藏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各项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缋”，关键的一句话“耀邦、万里同志视察西藏”被《大事记》编者删掉了。真不知《大事记》编者玩弄这种伎俩究竟是为了什么？《大事记》去胡、万化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

五、中央同志继续关注干部内调问题

80年代初西藏汉族干部大批内调后，仍然有一些值得重视的批评意见。4年后，1984年8月，黄毅诚发现西藏地区机构庞大、干部冗员问题仍然严重，他把这个情况当面反映给了阴法唐。

据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西藏经济工作咨询小组组长的黄毅诚在其回忆录《我的故事》中说，8月下旬，他在西藏考察结束离开前，专门向当时西藏的一把手（笔者：时任一把手是阴法唐）汇报过一次工作，黄毅诚提出了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他认为西藏自治区政府各级干部过多。如他在浪卡子县吃中饭时，“了解到这个县的总人口只有7000多人，可该县的组织机构十分庞大，县委有宣传部、统战部，还有宗教事务委员会等等。”1984年3月5日，黄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任命为西藏经济工作咨询小组组长。这个小组成立的决定文件，是作为中共中央1984年6号文件即第二次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附件（一）下发全国的。中央关于这个小组成立的宗旨是：“为了帮助西藏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按照两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和小平、耀邦同志对西藏建设问题历次讲话、谈话的精神，更快更好地把西藏经济工作搞上去，让西藏各族人民尽快富裕起来，特成立西藏经济工作咨询小组”。黄毅诚的身份相当于驻藏钦差大臣，他对西藏的机构和干部人事问题的看法可谓入木三分，与1980年时中央及胡耀邦、万里对此问题看法一致，而黄针对的现象已是1984年下半年的状况了，已经经过了1980年以来大批汉族干部、职工内调4年多了，黄尚且有此感慨，可见1980年之前是何种状况。

黄毅诚写道：“中央支持西藏的费用，大多用来支付各级干部的工资了，而干部不少是从内地支援来的。内地人到西藏工作，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西藏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高原气候多数汉族人很难适应。”“西藏的一把手（阴法唐）回答说，按中央规定西藏自治区是一级省的组织编制，应和四川省是相同级别，水准应相同。”黄毅诚说：“从政治上说西藏自治区是一级省一点也不过分，但四川省有1亿人口，而西藏只有230万人口。”回京后，黄毅诚向中央汇报了他的意见，这个意见“被中央接受，要求西藏精简管理机构，大约减下了几万人。”（黄毅诚：《我的故事》第165页）

1985年9月2日，胡启立、李鵬参加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议，胡启立在会上谈到干部内调问题，胡启立说：干部问题要好好研究。那天看文艺晚会时，有个同志就跑来对我讲，“我到西藏来已经25年了，我是服从分配，老老实实听党的话来的。现在巳50多岁了，身体也有病。再这么呆下去，家里老人没人管，孩子没人管，房子也没有，将来离休回去连个站脚的地方都没有。家里只一间房子，你说我怎么办?我可是听党的话来的。希望中央领导注意这个问题。”胡启立说，这话提的是有道理的。人家听党的话来西藏卖命干了25年,还有干30年的。最后怎么交待？这个问题我们中央组织部正在调查，要专门研究，要负责到底。一定把这个问题解决好。这次大会上没有说，我考虑这个问题说早了会涣散军心。但是必须解决，而且要认真解决〈李鹏:要有一套制度，一套合理的制度〉，要有一套合理的办法。总之，要使听党的话的人，老老实实为党工作的人得到他应有的待遇和报答；要研究妥善的办法。我听说有个别的人领着西藏的工资在内地养病，养了15年，从不到西藏来，只领西藏的高工资。如果我们不管怎么行?赏罚不明，怎么当领导。要赏罚分明，调查研究具体化，要落实。

李鹏在会上说，一些干部来支援西藏，为西藏人民做了很多工作，现在有实际困难，我们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政策解决这个问题。昨天有—位女同志对我谈，说她40岁了，爱人45岁，是大学生。这个女同志是护士，进藏20多年了，说现在回内地还有机关、学校收留，年纪再大一点就很难找到单位，人家不要了。就这个具体人来讲，还有个离开离不开的具体情况。但就这一批同志来讲，从中央组织部门到西藏区党委组织部门，都要制定一个合理的政策，而且政策要兑现。从长远来看，西藏的干部，包括技术干部、文教干部应该以藏族为主，但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还需要汉族干部、一些发达地区的干部来支援。要能够来支援，政策就要兑现。就是刚才启立同志讲的，要鼓励那些努力工作的人，有献身精神的人到西藏工作。但他不可能长期在这里工作，到一定时候要回到他原来的地方。有的采取定期轮换的政策，这件事如果不落实的话，将来就很难派进来，阻力很大，这对我们吸收外来干部进藏工作也是不利的。这是一个问题。

伍精华也遇到了上面胡启立、李鹏遇到的问题。伍精华在有关回忆中说，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盛典期间，他也遇到了要求内调的汉族干部的上访问题。伍精华说。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时，中央代表团到西藏，我们还专门组织会议研究怎么办。

一年后，1986年初，时任西藏区委第一书记的伍精华终于开始了第二次精简冗员之行政管理机构改革。对照庞大的自治区机构，伍精华分外感慨，西藏全区仅近200万人，可是机构设置却同内地人口很多的省份一样，部局繁多，委办齐全，机构重叠,办亊效率低。伍精华和区党委研究后，决定按中央的有关指示精神办事，进行机构改革，撤并削减自治区一级机构，自治区成立了机构改革办公室，负责研究机构撤并、干部安置办法和制定一些与内地不同的政策。机构改革工作在自治区一级机关迅速大胆而又慎重地展开。经过近一年的工作，机构改革第一阶段的工作基本完成。（以上见胡国华《来自世界屋脊的喜讯——访西蔵自治区党委书记伍精华》，瞭望周刊1987-04-07）据《当代中国的西藏》一书披露，这次又精简了1.7万余人。

六、中央贺电称现在是西藏政治、经济形势最好的时期

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的成立，是西藏地方的重大政治事件。自治区成立10周年的时候，时任副总理华国锋曾率中央代表团赴拉萨庆贺。1984年10月8日，区党委通知说，1985年9月自治区成立20周年，中央批准举行大庆，决定由多杰才旦、杨岭多吉、帕巴拉·格列朗杰等数十人组成大庆筹委会。

1985年9月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在拉萨举行20周年成立庆典，胡启立、李鹏率中央代表团赴拉萨参加庆典。中央贺电和中央代表团诸团长的贺词，是对1980年以来两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胡耀邦进藏和胡耀邦代表中央制定的一系列文件、政策、措施推动的西藏改革、发展、进步的最高褒奖和赞颂。

8月31日，在拉萨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的庆典大会上，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代表团团长胡启立发表重要讲话，胡启立说：近几年来，西藏的各级党委和政府，团结带领全区各族人民，为贯彻落实这些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做了大量工作，取得显著成绩。当前，西藏社会安定团结，人民生活明显改善，一部分农牧民开始富裕起来，经济建设和其他各项事业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这充分表明，中央为西藏制定的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只要沿着中央指出的正确方向，勇于创造，善于改革，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做好各项工作，西藏的建设目标就一定能够胜利实现。胡启立高度评价了1980年以来西藏发生的历史性变化。胡启立指出：西藏“经济建设和其他各项事业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这充分表明，中央为西藏制定的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胡启立代表中央的讲话高度肯定了1980年以来胡耀邦代表中央作出的关于西藏发展的重要决策。胡启立明确指出：西藏区委书记伍精华代表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所作的工作报告，充分肯定了近年来取得的重大成就，只要沿着中央指出的正确方向，勇于创造，善于改革，西藏的建设目标就一定能够胜利实现。

国务院副总理、中央代表团副团长李鹏在大会上讲话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1980年耀邦、万里同志到西藏视察工作，作了许多重要指示，成为西藏工作的转折点。西藏的同志认真贯彻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经济建设和其他各方面工作都取得很大成绩，工农业生产有了较大发展，农牧民收入有了较大的增加，大多数群众的生活有显著的改善。从西藏历史上看，这是很大的变化。李鹏的讲话很朴素、很实事求是。李鹏开门见山讲话指出，“1980年耀邦、万里同志到西藏视察工作，作了许多重要指示，成为西藏工作的转折点”，在西藏同志的努力下，“工农业生产有了较大发展，农牧民收入有了较大的增加，大多数群众的生活有显著的改善。从西藏历史上看，这是很大的变化。”李鹏对西藏历史性变化的评价与其他中央老同志的评价一样，充分肯定了胡、万对西藏历史性变化的贡献。但是，一查《西藏工作文献选编》，问题来了，书中收录了李鹏该篇大作，下面很重要的一句话却被该书编者删掉了:“特别是1980年耀邦、万里同志到西藏视察工作，作了许多重要指示，成为西藏工作的转折点。”请问该书编者，为什么删掉这句话？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央代表团副团长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在大会上讲话指出：1980年以来，中央从西藏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对新时期的西藏工作，确定了大政方针，采取了一系列特殊措施。胡耀邦和万里等中央领导同志亲临西藏指导工作，使西藏工作中“左”的错误逐步得到纠正。去年3月，中央再次研究了西藏工作,对西藏进行“再认识”，进一步强调一切工作都需从西藏的实际出发，明确指出西藏的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都要把自己的主要精力转移到：千方百计地把经济搞上去；建设具有西藏民族特点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并且又制定了许多具体政策和措施。同年8月，胡启立和田纪云同志又到西藏考察，进一步明确了西藏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应是增强自身经济活力，走良性循环道路。一年多来，西藏的各项工作又取得了显著进展。班禅强调说：我们整个国家的形势是很好的，西藏也前程似锦。只要我们认真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十二大制定的宏伟目标同西藏的实际正确地结合起来，釆取切实可行的步骤、方法和措施，坚持下去，一个繁荣、幸福、兴旺发达的社会主义新西藏必将出现在世界屋脊上。班禅讲话明确指出西藏1980年以来的历史性变化，高度肯定了胡耀邦对西藏改革发展的贡献，对整个国家的形势、西藏的似锦前程充满了信心。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阿沛•阿旺晋美在大会上讲话指出：从1980年贯彻中央关于西藏工作的一系列指示以来，西藏各项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从1980年至今，中央对西藏工作曾作过许多重要指示，制定了一系列切合西藏实际的方针、政策。胡耀邦，万里、胡启立、田纪云等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都曾先后亲临西藏视察、指导工作。由于中央方针、政策的正确和全区各级干部、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西藏的面貌最近几年发生了很大变化，各项建设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绩。这种历史性的大变化，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以上4位团长、副团长讲话见《中央对西藏工作重要指示文件汇编》(1980一1985年)]阿沛在讲话中强调从1980年至今西藏工作取得的巨大成绩，高度赞扬胡耀邦、万里、胡启立、田纪云对西藏历史性大变化的贡献。

9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就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发出贺电。贺电说：最近几年西藏各级党政组织团结带领全区各族人民，认真贯彻执行中央为建设西藏而制定的一系列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在广大农牧区实行休养生息，大力发展牧业和农业生产；改革不切合西藏实际的经济体制；抓紧落实党的统战、民族和宗教政策；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障人民充分行使民主权利。当前，西藏社会安定团结，人民生活显著改善，一部分农牧民开始富裕起来。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不断发展，党、政府、军队同各族人民的关系更加密切。人民兴高采烈，到处生机勃勃。现在是西藏和平解放以来政治、经济形势最好的时期。中央贺电特别提到“现在是西藏和平解放以来政治、经济形势最好的时期”，贺电高度肯定了1980年以来西藏发生的历史性变化，认为现在是西藏30多年来政治、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社会安定团结，人民兴高采烈，到处生机勃勃。这是非常高的赞誉！中央贺电高度肯定了胡耀邦代表中央制定的关于西藏改革发展的“一系列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

9月2日下午，胡启立参加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议，胡讲话指出：中央对西藏釆取了非常慎重的政策。耀邦、万里同志亲自来西藏视察，调查研究，指出了根本的路子，制定了中发〔1980〕31号文件，制定了根本的方针，把过去“左”的一套拨乱反正，恢复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路子越走越对。胡启立讲话中“指出了根本的路子”、“制定了根本的方针”的两个“根本”，高度概括了胡耀邦对西藏改革开放作出的贡献。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贺电和中央代表团多位成员及西藏自治区领导在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集中地、明确地、高度地概括评价了1980年以来西藏发生的历史性转变，充分肯定了胡耀邦主持召开的两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和主持制定的关于西藏改革发展的一系列重要文件，以及胡耀邦、万里率领中央工作组进藏考察后作出的一系列重要决策和重要举措，这些重要文件和重要决策拉开了西藏改革开放的大幕，极大地提高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加强了汉藏民族的团结，提高了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

七、中央高度肯定胡耀邦对西藏工作的贡献

胡耀邦1980年2月底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3月中旬主持西藏工作座谈会，4月7日中央发出中央31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转发<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5月下旬胡耀邦和万里率中央工作组进藏指导工作，29日在拉萨西藏干部大会上作重要报告，汉族干部、职工内调是报告的内容之一；8月6日，中央批复同意西藏区委、区政府汉族干部内调方案的《请示报告》；12月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主席，1981年6月底的六中全会上批准了胡耀邦担任中央主席的决定；1982年9月，胡耀邦在中共12大上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以上过程说明胡耀邦关于西藏的决策是得到中央高层一致肯定的，是得到全党一致拥护的。1987年1月的生活会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没有人对胡耀邦关于民族工作和西藏的决策提出不同意见和批评。胡耀邦去世后，中央悼词高度肯定了胡耀邦在民族工作上的贡献。中央悼词说：他为“促进民族团结、繁荣民族经济文化，进行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曾庆红在中共中央举行的胡耀邦诞辰9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代表中央指出：胡耀邦“坚持贯彻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方针政策，着眼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积极推进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和民族工作、宗教工作。……为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

胡耀邦为西藏的历史性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