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光远先生杂忆｜百年耀邦

2003年7月5日，是于光远先生88寿辰。在一个小型的生日聚餐会上，我写了一联送给先生：“相约食坊谈米事，再聚书斋论杂文”。在中国传统中，88寿被称为米寿，因为“米”字由“八十八”三字组合而成。上联中的“米事”，便因着这个说法，同时也因应着餐厅聚会的场景。下联的“杂文”的“杂”字，我刻意写了简体字，因为简体“杂”字恰恰是“九十八”三字的组合。“杂文”一联既是祝先生高寿，也是实写他的学术风格。许多年前，经济学家董辅礽称光远先生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此说迅速流传。韦君宜曾撰文《杂家于光远》，称先生是“杂家”，先生有时也打趣地如此自称。当我把这个对联给先生看时，先生哈哈一笑，并说，10年后你再写一首“沁园春”。我曾经写过“沁园春”送给先生，这是他笑后那句话的由来。

10年后的书斋再聚，先生住院没有再来。在98寿辰两个多月后，先生驾鹤西归。然而，学问理义，并不以著者是否到场为界，我们和先生的思想与心灵交流仍将继续。

我跟随先生学习和工作的年代，正是中国开始发生巨大的社会变迁的年代。在这一变迁中，观念的改变起着重要的作用。而先生正是观念改变中的领军人物之一。观念的改变可能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先生是以其对科学精神的坚持来推进观念的改变。他是一个将深切的社会关怀和深切的学术关怀集于一身的人。先生逝世后，有人问我，光远先生的主要贡献是什么？这是一个无法简单回答的问题。所谓贡献，必须放到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去考察，而且要以一定的标准为前提。在本文中，我仅以观念改变为背景，回忆我所接触的先生的一些学术活动。这篇杂忆，既作为自己对先生的纪念，也写给那些愿意了解先生的人。

对按劳分配的研讨：思想解放的先声

我第一次参加，严格地说是旁听由光远先生组织并亲自主持的学术研讨会，是1977年召开的“按劳分配理论研讨会”。这是“四人帮”倒台后国内学术界第一次大型的以思想解放为特征的研讨会。

1977年4月、6月、10月，在北京连续召开了三次按劳分配理论讨论会。第一次有30多个单位的100多人参加，到第三次时，除了在京的135个单位的500多人外，还有来自23个省、市、自治区，130多个单位的300多人，其中有不少人是来听会的。

按劳分配这一相当具体的制度安排，之所以引起学术界和实际工作者如此高度的关注，是有特殊政治背景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奉行一条“基本路线”，这就是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都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因而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那么阶级分化从哪里来？按照“四人帮”制造的理论，按劳分配就是产生阶级分化的基础，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按劳分配成了政治禁区，不能实施。奖金、计件工资被明确取消了，计时工资也徒有其名。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后的一段时间中，思想上的禁锢还没有从根本上打破，“文化大革命”中实施的“基本路线”还被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予以肯定，报刊上宣传的基本上还是这套理论。事实上，直到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召开时，政治报告中仍肯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肯定“文革”中宣传的基本路线。这条“基本路线”已经严重束缚着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发展。

光远先生提议和推动的按劳分配理论研讨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以他为首的一批经济学家明确指出，把按劳分配作为阶级分化基础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这在当时引起很大的震动。同时，他们对计件、计时、奖金等报酬形式、对劳动的计量等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明确主张应当在政治上为按劳分配、奖金、计件工资等正名，恢复其在经济实践中的正当性。他们还对与按劳分配相联系的平等、公平理念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按劳分配讨论和研究承受的政治压力可以从这样一件事情上得到反映。1978年5月5日，即按劳分配的讨论开展一年多以后，《人民日报》上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一篇为按劳分配正名的文章，这篇文章是国务院研究室写的，由经济学家冯兰瑞执笔。文章发表后还受到质问：“是哪个中央批准发表的？！”

从一个具体的经济理论入手，撬动了对影响多年的基本路线的反思，这是按劳分配讨论在当时发挥的特殊作用。在具体的经济理论问题的讨论背后，是更为深刻的思想解放问题。经济学界率先的思想解放，开始向其他学科传导。那时曾流传一个说法：“经济繁荣、哲学贫困”，反映出哲学界酝酿着思想上的突破。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以哲学思想为基础，把思想解放推向一个高潮。随即，不仅在学术界展开热烈的讨论，而且各省市负责人也纷纷表态响应。到1978年11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后，“两个凡是”的问题从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上给予解决，“文化大革命”实行的“基本路线”终于被放弃。

略去学术讨论所引发的政治思想浪潮看当时的讨论的学术结晶，我们仍可以发现光远先生的一些独到而有启发意义的学术思考。比如，他提出要区分经过纯化的理论概念和夹杂着许多“杂质”的统计概念，并对统计概念进行理论分析的主张，对社会科学研究有着长远的指导意义。

所有制改革：放弃“一大二公”标准

近年来，谈到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时听到人们谈到西方产权经济学家的影响如何如何。事实上，产权改革的主张，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就是一些中国经济学家的主张。光远先生就是持这种主张的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之一。只不过，当时中国老一辈经济学家们使用的中文话语是“所有制”或“财产制度”，而不是“产权”。

1978年，光远先生在进行了一年多对“文化大革命”时的流行理论的批判性清理以后，把他的经济学研究重点放到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上。他的这一研究重点转移，是有思想基础的。在“文化大革命”当中，他就对“文革”产生的体制根源进行了思考。我曾问他，如果说，关于按劳分配的讨论主要具有“拨乱反正”的性质，那么，从“拨乱反正”是怎样转到改革上去的呢？他回答我说，事实上，积极投入“拨乱反正”工作的不少人已经具有了或多或少的改革意识，对他们来说，由“拨乱反正”走到改革，是很自然的，或者说具有思想自然深化的性质。

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究竟要改到何种深度，特别是是否要改变所有制结构，在经济学界、在中国共产党内、在政府内部都有不同主张。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在政府的话语体系中是回避所有制改革的，那时更流行的想法和说法是进行“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光远先生是最早主张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所有制结构改革的经济学家之一。他提出，如果要决心改革，那么在决心之后，首先必须明确的是，应该确立怎样的所有制形式和结构。

那么，以何种标准来选择所有制的形式和结构呢？光远先生面对的观念比“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观念有更深的基础。那时，流行的是“一大二公”的标准，即以所有权主体规模“大”和性质“公”为标准来判别所有制优劣，具体而言就是国有制无条件地比集体所有制优越；集体所有制无条件地比私有制优越；在集体所有制范围内，公社所有无条件地比大队所有优越，大队所有无条件地比小队所有优越；在小队所有的范围内，不联系产量的工分制无条件比联系产量的责任制优越等。他认为，如果这样一张所有制优越性的序列表不破除，改革是很难展开的，也无法通过改革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他在20世纪70年代末写的文章和政策建议中，明确主张放弃“一大二公”标准，而以生产力的发挥和发展为标准来确定所有制的选择政策。

所有制政策选择只是光远先生的所有制研究的一部分。事实上，他在学术上更重视的所有制的基础理论。在基础理论方面，他的观点是“所有制实现论”。

根据这一理论，虽然国家在所有制确立中起着重要作用，但是有现实经济意义的所有制不是由国家强制力一次性安排下来的，而是伴随着生产组织、交换、分配等经济活动的一种过程，它在这一过程中得以实现，被塑造或改变。脱离了这一过程，所有制便只是法律的想象。当我们分析一个社会中的所有制形式结构的时候，不能仅仅关注其法律界定，而且要重视其实际的运行。

由于光远先生不是从法律名义来理解所有制，因此他对各种所有制形式的分析也就具有一些特殊之处。例如，他把国家所有制区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的国家所有制，另一类是间接的国家所有制。所谓直接的国家所有制指的是，由国家直接支配资源的使用、并确定和委派经营者的制度；而间接的国家所有制则是和国家力量向其他所有制形式的渗透联系在一起的。依据这一逻辑，他指出，比如在存在国家税收的场合，也意味着国家对计税资产拥有了某种所有权。对此，学界有不同的看法。不过，光远先生的上述论点涉及的一个重要的视角，即财产权利与国家权力间的关系，财产权界定机制和国家权力结构的关系，无疑是值得重视的。

市场经济：主体论思想

以生产力的发挥和发展为标准来改革所有制形式和结构，必须要考虑所有制通过怎样的渠道影响生产力的发挥和发展。光远先生认为，影响渠道有两条，一是生产者和经营者的积极性；二是生产的组织（分工、协作等）。他对这两个渠道的基本作用机制做了进一步研究。他指出，在生产者和经营者的积极性和生产力之间存在这样的链条：生产者积极性→原有生产力的发挥状态→物质和精神产品的数量与质量→生产力的发展状态。生产组织和生产力之间也存在类似的链条，所不同的是，还同时涉及因组织而形成的集合生产力状态。因此，改变所有制形式和结构，必须要考虑把积极性和组织结合起来，这就联系着对市场经济的思考。光远先生是较早明确主张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经济学家之一。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光远先生就发展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在他的用语体系中，这是同义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讲演。鉴于传统的认识中把市场经济排除在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基础架构之外，他主张要修改社会主义的“公式”，把市场经济加入进来。

1991年底，光远先生因患癌症住院治疗。这期间，他送给我一张照片作纪念，这大概是他面临生命中的不确定性的一种表示吧。在住院期间，他集中考虑的学术问题就是市场经济。他把病房变成了工作室。那时，我经常到医院去看望他，与他讨论学术问题，帮他查找和整理一些资料。他在与疾病的斗争中，写了一系列有关市场经济的文章，这些文章汇集成册，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论（札记）》为题出版。

对于市场经济，光远先生不仅注重将之作为改革的方向性问题来讨论，而且注重讨论机制。在光远先生看来，向市场经济的转化过程，存在着两个重要的机制，一个被称为“商品承认”，一个被称为“商品化”。所谓“商品承认”指的是，对于过去没有作为商品进入交换过程的劳动产品，现在承认它们是商品，使它们进入流通；所谓“商品化”则是指，一些本身并非产品的物品，使它们作为商品进入交换。究竟哪些物品被“商品承认”和“商品化”，在怎样的规模上被“商品承认”和“商品化”，人们可以做出选择。然而一旦做出选择，其后果并不以选择者的意志为转移。作为某种选择的后果，经济可以得到较好的发展，人们可以取得较大的效益；而在另外的某些选择下，经济则不能得到较好的发展，人们只能得到较小的效益。人们可以比较和权衡不同选择和后果的关系。取得较大效益的动机，会促使人们去争取新的安排。从传统的调拨产品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正是对“商品承认”和“商品化”边界的重新安排。

那么，究竟是怎样一些因素促使人们做出“商品承认”和“商品化”边界的调整和变迁？光远先生在强调他一贯重视的经营者和劳动者的积极性的同时，还特别关注了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当经济活动的复杂性达到一定的程度，如果再将它们纳入调拨产品经济框架，便会越来越困难，也越来越不经济。

在对市场经济的研究中，光远先生不仅重视市场，而且特别重视企业。他把企业看作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之一。光远先生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是企业？他不是像当代西方企业组织理论中那样仅仅把企业看作是对市场的替代性组织，而是从非市场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比较中来把握企业的性质。他在比较不同类型的组织后，给企业概念作了这样一个界定：具有独立的商品—货币资金运动，进行独立经济核算的经济组织是企业。根据这样一个界定，他把现实中被人们称为“企业”的经济组织分为三类，即完全企业、不完全企业、虚假企业。所谓完全企业是有完全独立的资金运动，即完全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组织；虚假企业在表面上有资金运动，也计算“成本”、“利润”，但本身没有经营权，也不在经济利益上承担经营后果；不完全企业则处在完全企业和虚假企业之间，这类企业有或多或少的部分经营权，并部分承担着经营的后果。这个分类为从调拨产品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条件下的企业组织比较研究，提供了一个基础框架。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道路的调整

光远先生始终对长时段的社会历史演进、对大尺度的社会环境变化问题保持着研究兴趣，也常常从这样的角度来观察和分析一些相对短时段的具体问题。我曾问他，为什么对这种很难说得清楚的宏大问题感兴趣？他回答说，经济学的研究和发展离不开时代的特征。经济学家从时代的特征汲取灵感，提出问题。经济学家可以研究很多问题，但什么问题重要，什么问题不那么重要，什么问题有意义，什么问题不那么有意义，很大程度上是时代的特征决定的。

从这样的角度来思考中国在改革前的体制选择和重大政策失误时，他意识到，这些失误和对社会历史演进的性质、对社会发展阶段的错误认识以及误判有密切关系。事实上，学术界还有其他一些人持有类似的看法。

我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在进行研究生学习时知道，当时有的学界前辈因为在中国社会发展阶段问题上的反思性观点而承受着压力。而光远先生则认为，对我国社会发展所处的阶段进行研究和讨论非常有意义，认识到我国社会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说的生产力高度发展、消灭了商品生产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差距是重要的。

基于这样的认识，光远先生在1981年参与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过程中，提出要将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写入文件，以便更深刻地认识走过的弯路。对此当时发生了争论。按光远先生的说法，争论的结果是达成了妥协。文件中写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但做出了不强调这个概念的措辞：“尽管我们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初级阶段，但是毫无疑问，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初级阶段”第一次见诸于中央文件。

在中共十二大召开之前讨论政治报告时，光远先生又提出要将“初级阶段”写入报告，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赞同。这样，在1982年召开的中共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政治报告中又一次讲到“初级阶段”。此后，先生又参加了1986年9月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的决议》的起草工作。在这个文件中，第一次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置于重要地位。《决议》中写到：“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不但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和竞争，而且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还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份，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对中国社会所处阶段认识的一个概括，也是一个全局性的指导思想。在接下来的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起草的讨论中，有不少人主张以“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报告的主线，展开进行论述，先生也是持这样的主张。1987年召开的中共十三大的政治报告就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主线，展开了关于经济发展战略、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党的建设的论述。

在党的文件中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征的阐述，特别是对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阐述，在一定意义上，是在政策方针上对包括光远先生在内的经济学家们有关改革所有制形式和结构主张的肯定。

1986年底到1987年上半年，光远先生在党内生活中面临非常的压力。压力反而成了他决心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研究写成专著的动力。我有幸作为助手参与了一些工作，也目睹了他顽强和勤奋的工作精神。在这一年，他完成了专著《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在这部著作中，他着力探讨了以往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失误；探讨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生产力特征；探讨了现存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抑制或促进，以及可能的演变趋势。从研究方法的角度，在这部著作中可以看到他试图将由社会生产力所制约的大的历史演进阶段和在特殊的选择、特殊事件影响下形成的小的阶段如何有机地联系起来的思考和努力。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我曾问先生，确认“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否意味着仍然认为原来所追求的那种没有市场经济、没有多种经济成份的社会主义是更高级的阶段呢？先生回答说，他不这样认为。20世纪50年代的那种看法，并不是在对社会生产力和其他影响社会发展进程的主要因素进行了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我们将进入的更高阶段是怎样一个阶段，必须以现实为基础，进行了科学分析后才能知道。

光远先生对大的历史背景的关注不仅体现在他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的思考上。在世纪之交，他还特别谈到他对当前时代的看法。对于19世纪，他进行这样一个概括：19世纪是古典的资本主义在征服世界的道路上取得辉煌胜利，同时其内部矛盾日益显现出来，因而社会主义学说和运动兴起的时代。到19世纪末，资本主义开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的概括是：从私人资本主义向社会资本主义转变。20世纪可以分成两个时期。前半个世纪是战争与革命的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并存。后半个世纪，是世界性的大调整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在调整，社会主义国家在调整（改革），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在调整。这种调整将会在进入21世纪后持续一段较长的时间。这是先生对当前时代特征的看法。

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推动战略思想转变

在光远先生的研究中，十分重视制度的作用，因而他把体制改革放到重要的位置上。同时，在他看来，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不仅有制度，而且还有政府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他是率先发起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问题研究的学者之一。

20世纪80年代初，在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中，他批评了“为生产而生产”的战略思想，特别强调在经济上以“最终产品满足居民消费需要”的重要意义。同时，他认为，理想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不是纯经济的，应该更全面地反映居民社会生活质量。

值得注意的是，基于对中国政府体制的了解，光远先生在倡导经济社会战略研究之初，就充分预见到中央政府确立的目标一旦提出，所具有的重大动员力量以及伴随其实施可能带来的偏差，也预先估量了使用简单的价值形态指标——如工农业总产值、国民生产总值等指标——的必要性和局限性。据此，他在1981年就对利用国民生产总值指标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局限性进行了分析，这在国内学术界是比较早的。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经济刚刚出现迅速增长的势头，光远先生就提出警告：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可能造成对环境的巨大压力。基于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他写文章呼吁经济学家研究环境的计量问题，即计算因环境改善带来的收益和环境破坏带来的损失。今天，这项研究的意义已经充分凸显。

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在先生领导下工作时，曾亲眼目睹他行走各地进行调查研究、联系实际进行学术思考，并在旅途中勤奋写作的情景。先生十分关注地方的发展。他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不仅需要有全国性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而且需要地区性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国在体制改革过程中对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调整，使这方面的研究具有现实性。他不仅写了不少讨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一般问题的论文，出版了文集《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而且专门写了一系列研究地方经济发展战略的文章，出版了《战略学与地区战略》。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中，他强调，不能只就地方研究地方，从而提出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中的两个维度，即全国战略中的地区战略和地区战略中的地区战略。他的这一思想，在学术界和各地方实际工作领域都产生了影响。

教学活动：社会关怀和科学精神培养

光远先生深切的社会关怀和学术关怀不仅体现在他的学术活动中，而且体现在他的教学活动中。在跟随先生学习的过程中，有两件事情至今印象深刻，一件是他对调查研究的重视，一件是他对论文讨论会的要求。

在成为光远先生的研究生之前，我和其他的同学都知道他是一个理论家。跟随先生学习，我预期将会在理论世界中受到系统训练。然而先生交给我做的第一件事却似乎不那么“理论”。

先生交给我的工作是和丁磐石老师、马戎同学一起帮助他改写一本名为《调查研究》的小册子。1948年，中共中央驻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的时候，有关部门曾决定要在初中开设调查研究课程。光远先生受托编写了教材，这部教材1949年在北京出版，这就是《调查研究》的由来。光远先生说，他自己做社会研究，就是从调查研究开始的，后来才进一步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问题。至于这部教材，出版后曾经在一些学校中使用过，但很快就不再使用了，使用效果也没有总结。在二十多年的时间中，不论中学还是大学，都不讲授有关调查研究的系统知识。他认为，在初中讲授这门课可能不太合适，但是，当时强调青年人要学习调查研究，通过系统的调查研究来认识社会的想法是很正确的。在重读了那本小册子之后，他感到，基本思想还可以，但是某些内容，特别是涉及社会现实的内容陈旧了，需要修改。他要求我们，根据我们对农村、城市社会生活的了解（我和马戎都有多年在农村插队、在工业企业中工作的经历），来改写那部书。我们按照他的要求完成了改写工作。

作为一本普及性的初级读物，不论从社会调查的理论、方法的角度来看，还是从所涉及的社会问题的角度来看，这本书都是很浅的。但是这件工作却促使我思考，怎样通过对社会事实的系统搜集和分析来研究社会科学问题，怎样在对现实的研究中培养科学精神。对自己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来说，这件工作促动的思考就像一种长期投资，逐渐展现出它的效力。这件事也使我对光远先生的社会关怀和理论思考之间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理解。

研究生毕业后，我在光远先生身边工作了8年。这8年时间，既是工作，也是再学习的过程。这期间，随先生到不少地方做过调查。我目睹并体验到调查研究在光远先生学术活动中的重要位置。大量的调查研究活动，是使先生能够站在中国改革前列、对改革进程发挥多方面影响的重要因素。

另一件事也是在入学后不久留下深刻印象的。我于1979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那正是思想解放运动迅速展开的年代，同学们的思想十分活跃，对各种社会问题发表着各种各样的见解。不同主张和社会改革方案的争论构成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我们都知道，光远先生是思想解放的领军人物，光远先生领导的研究所是思想解放的重镇之一。我们预计，我们的思想将在这里得到丰富、升华和锤炼，我们的社会关怀热情将在这里发挥作用。

我们的预计是正确的。然而，当光远先生提出在研究生中定期召开论文讨论会并提出自己对讨论会的要求时，同学们都多少感到了某种和当时的热烈情绪有所不同的冷静。光远先生要求，定期由学生们轮流提交论文供大家讨论；在讨论中，只就论文的基本概念是否界定清楚，得出结论的根据何在，论证的逻辑是否存在错误，所依据的事实来源存在什么问题等方面提出问题，而不在不同的社会政策主张上争论。

光远先生的这种要求并不是反对学生就现实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事实上，他很看重一个学生是否关心现实问题、是否对这些问题有自己的主张，很重视在各种主张中所表现出来的基本价值取向。然而他很清楚，主观的价值取向和科学研究是两回事。他之所以提出对讨论会的那样一些要求，是要培养学生们的科学精神，使学生们从自己的学术活动中理解什么叫做科学的思考，什么叫做科学研究。

当时，光远先生还在另外一些和青年人接触的场合谈到培养科学精神、倡导对社会问题进行科学研究。对先生的这种倡导，就我所知，在当时的年轻人中，是有褒有贬的。褒者不说。就不以为然者而言，主要是认为，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已经十分明显，摆脱困境的出路也是清楚的，因此需要的是大声疾呼，是果敢的行动。而在这样的时候谈冷静的科学研究，是过于书生气了。我曾将这些不同的反响和先生谈过，先生说他知道这种情况。并且说，在一次讲演中，有的他认为很有思想的年轻人已经直接表达过这种不以为然态度。然后，他引述恩格斯的一句话说，愤怒出诗人，但不能出科学。

直到今天，光远先生所倡导的那种讨论方式仍在使我获益。现在，我在指导学生学习的时候，也采用这种方法。据我观察，这种方法对提高学生在从事社会研究中的科学思考能力，是很有帮助的。 

光远先生离去了，他把精神和思想留给了世人，我们将努力传承。对先生的离去，我是有思想准备的，毕竟先生已经和疾病斗争了多年。今年夏初的一次书斋聚会，梳理先生的思想却不见先生身影，心中不禁惆怅。想起10年前先生和我笑谈提起再写一首“沁园春”的事，回家后提笔写就。但心中流出的作品，已经不是呈给先生读的，而是写给我自己和会心的朋友们的了。虽然如此，把它抄录在这里，也算了了一桩对先生的心愿。

沁园春

感念光远先生

夏日之初，聚会心者，共读先贤。

感天河碧落，星光邃远；松风竹雨，正气长安。

故国百年，救亡折转，健者肩头几危艰。

忆所作，以“功、德、言”论，一体三全。   

明知行路多难，却时有开怀笑语欢。

许豁达天赐？原由不假；重节轻位，更是真言。

不废隙时，不争朝夕，理胜义通自若间。

遇疑处，记先生警句：批判究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