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兰瑞：与于光远亦师亦友60年｜百年耀邦

于光远同我是亲密战友，他又是我的领导、老师。这个亦师亦友，又是同事的关系，持续了60多年。历经大风大浪、滚滚波涛，情感愈益深厚。如今他溘然长逝，使我深深感受痛失知已的悲哀！

这几十年，我们相互支持，他对我的帮助很多，特别是在我从事政治经济学的学术工作之后。

（一）使我有机会接触、融入我国经济学界

 1956年，我从中央党校理论部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任教，担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这时，光远与孙冶方、薛暮桥一起接受了中央交给的任务——编写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光远从外地借调了三个人在中宣部科学处组织了一个编书组，我是其中的一个，那是1957年。

正是由于来京参加于光远组织的编书工作，我结识了许多经济学者，有机会参加经济学的学术活动，对我以后的经济学研究工作，帮助很大。

我最初参加的学术活动是1959年春季的一次关于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讨论会。

那年4月3日至22日，经济学界在于光远、孙冶方、薛暮桥等的倡导下，在上海举行了一次“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计件工资问题的讨论会，”参加的有经济理论工作者和实际经济工作者245人，会上收到的论文和调查报告共有77篇。光远提交大会的论文是《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问题的讨论》，文章指出：1952年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在我国发表，引发来我国经济学界研究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问题的广泛兴趣，随即展开热烈的讨论。但是，讨论并没有充分展开。1958年以后，又开始了一轮新的讨论。光远的文章对我认识当时的经济形势、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必须大大发展，很有启发；特别要指出的是，这次讨论会和以后持续多年的对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的研究和讨论，对1978年改革开放后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从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作了理论上和思想上的准备，是具有历史意义的。

（二）在他的组织领导下，经济学界首先冲击“两个凡是”的框框

尽人皆知，1977年2月7日，“四人帮”垮台之后不久，“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了“两个凡是”，束缚人的思想，成为中国向前发展的绊脚石。而首先冲击了“两个凡是”的是经济学界。

毛泽东1974年与丹麦首相的谈话说：“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和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明确否定了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样一些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

就在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社论发表“两个凡是”后的2月25日，首都经济学界召开了一次按劳分配座谈会。接着在6月22—23日、10月底、11月初和翌年10月连续召开了4次全国性的按劳分配理论讨论会，充分肯定了按劳分配原则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这一系列的座谈会和讨论会，都是于光远提出，与我和苏绍智、董辅礽、吴敬琏等商定，由我们组织召开的。这个期间，我和苏绍智合写了一篇宣传按劳分配的文章：《驳姚文元按劳分配产生资产阶级的谬论》（载《人民日报》1977年8月9日），受到邓小平的肯定和鼓励，他指示政研室放开思想，再写一篇大文章，“堂堂正正把问题说清楚，用《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为写这篇“大文章”，政研室成立了个写作组，由林涧青牵头，我和另两三人参加。这篇题为《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的长篇专论，经邓小平审查同意后，于1978年5月5日以《人民日报》本报特约评论员署名发表，随即出版单行本，广为发行，影响很大。

（三）支持我主持中国经团联的工作

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的建立和主要的活动，光远是支持并直接指导的。

前面谈到，我国经济学界从1977年到1978年连续召开了四次全国性的按劳分配理论讨论会。在此形势下，各省市先后成立了不少经济学团体，展开对按劳分配、资产阶级法权的研究、讨论。经济学界和经济工作者都感受到这些学术活动的作用很大，要求经济学界有一个全国性的组织，以便经常开展学术活动，研讨一些改革开放中的重大经济问题。我把这个要求向光远反映并提出建立一个全国经济学会。光远考虑了一下说，现在已有一百多个的经济学团体，不如把他们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全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我同意了这个意见，遂与几个积极分子开始了筹建工作，经团联自1981年成立后，即聘请我担任为秘书长，一直到1991年这个团体被迫解散。

成立一个全国性的团体，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经过一段努力，大体都差不多了。只剩下一个经费问题，须光远亲自出马申请。遂由财政学会的代表许毅陪同光远到财政部，为经团联申请到每年一百万元的财政拨款。光远作为社科院副院长，他觉得自己不能只顾经团联，还要顾及挂靠社科院的其他学术团体，遂将这笔经费交给院科研局掌握，分散给其他团体使用。这样一来，经团联每年只得到四万元经费，维持运作很是困难，只好依靠自己办企业来补助。经团联先后办了经济科学出版社和几个报刊，取得了不错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同志们可能记得，上世纪1987年春发生了一件大事：胡耀邦同志辞去总书记职务。之后不久，中顾委开了一个历时九个半天的“于光远生活会”，集中批判于光远。会后将生活会的内容归纳为十个问题，报告党中央。并向社科院马列所和经团联的党员分别作了传达。我有幸参加了这两次传达会，在这两次传达会上，我都站起来，对报告中说“经团联是于光远的自留地”，“经济学周报是于光远的喉舌”的批评提了抗议。我指出，这个提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写在向中央的报告上是不严肃的。作为经团联的秘书长，我坚决不同意，经团联理亊会不同意，经团联的418个团体会员也不会同意，并要求这个文件不要往下传达。当然，我人微言轻，抗议不会受重视。

（四）关于“阶段风波”和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级论”

1979年春天我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期间，参加了中央召集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在会上与苏绍智做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的联合发言，此文在《经济研究》当年第5期公开发表，引起各界的重视。但胡乔木和邓力群认为此文否定了中国是社会主义社会。于光远对我们的文章坚决支持，他在此文基础上提出了当前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观点，后来这个观点被写入了中共中央文件。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使我们在很多方面可以摆脱马克思经典论述的束缚，为一些改革开放政策的出台创造了条件。光远还写了一篇题为《从“阶段风波”到初级阶段》的文章，对这个事件的真相加以披露。

谈到光远同志对我的支持，还有件事可以提一下。就是他为我的《冯兰端经济论文选》写了一篇不短的序言，开头就说明，他“一般是不给别人的书写序”的，对我则是例外。

以上就是我和于光远在几十年的共事中经历的几件事，由于时间有限，有些重要的事，也就点到为止。

我在美国的女婿写了一首悼念光远的挽联，我就以此为结语吧。

毕生修学学富五车乃自由思想的光大

济世通才才高八斗皆独立精神之远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