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孙银山案”看惩罚性赔偿的民法学理 | 前沿 | 自由微信

从“孙银山案”看惩罚性赔偿的民法学理 | 前沿

Original 2017-04-18 黄哲雅 中国民商法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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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2014年发布了第23号指导性案例，以此回应争议颇久的“知假买假”纠纷。澳门大学法学院的税兵副教授在《惩罚性赔偿的规范构造——以最高人民法院第23号指导性案例为中心》一文中，以“孙银山案”为起点，围绕《食品安全法》第96条内部的逻辑结构和外部的规范竞合，从规范性质、规范竞合与规范要素等三个方面论述惩罚性赔偿责任的民法机理，为其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适用提供学理支持。

一

“孙银山案”——最高人民法院2014年第23号公报案例

2012年，原告孙银山在被告南京某公司购买了数包过期香肠，结账之后，孙银山径直到服务台索赔未果，遂起诉至法院主张十倍赔偿金。法院依据《食品安全法》第96条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该案的诉争点是关于96条之适用问题，但亦牵扯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侵权责任法》《食品安全法》的规范性质、规范竞合以及构成要件等问题。

二

惩罚性赔偿的规范性质——请求权聚合规范

学界对《食品安全法》第96条前后两款之间的逻辑关系尚未形成共识。有学者认为“十倍赔偿”是一种特殊侵权规范。然而这种解释割裂了该条文前后两款之间的逻辑关联，并不可取。

依文义解释以及体系解释，《食品安全法》第96条是请求权聚合规范。它确立了一种法定的加重责任制度，权利人被同时赋予填补性赔偿责任和惩罚性赔偿责任两项请求权，两者并行不悖。当事人在承担填补性赔偿责任的基础上，于符合特定要件时亦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

三

惩罚性赔偿的规范竞合

（一）知假买假：《食品安全法》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竞合

“孙银山案”中，孙银山属于典型的“知假买假”者。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消费者购买到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主张十倍赔偿金，“不论其购买时是否明知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人民法院都应予支持。”法院的裁判依据是《食品安全法》。

但与此同时，孙银山是否属于消费者，能否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张惩罚性赔偿？《食品安全法》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之间关系如何？

从文义和体系解释的角度来讲，不安全食品的“知假买假”者应受《食品安全法》保护，但不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范围。理由如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食品安全法》是平行的同位阶规范。“知假买假”虽然不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范围，却并未被《食品安全法》第96条排除，基于惩罚性赔偿的法定性原则，应适用“十倍赔偿”规则。

（二）产品与食品：《侵权责任法》与《食品安全法》的竞合

《食品安全法》96条与《侵权责任法》47条之间的适用关系，是司法实践中的难点问题之一。对于二者之间的竞合关系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二者是并存的规范，不适用特别法与一般法的竞合规则；一种认为二者属于同一位阶法律，《食品安全法》是特殊法，应当优先于《侵权责任法》适用。后者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但就法律特性而言，缺陷产品与不安全食品之间是一种交叉、重叠关系，特别规范与一般规范的观点难以成立。相反，“十倍赔偿”与“产品缺陷惩罚性赔偿”是两种竞合的请求权规范，当事人具有选择权，既可以依据“十倍赔偿”规则提出诉讼请求，亦可以依据“产品缺陷惩罚性赔偿”规则提出诉讼请求。

四

惩罚性赔偿的规范竞合

（一）“十倍”如何理解？

对“十倍”的理解有两种观点：其一是“退还价款+九倍赔偿”；其二是“不退价款+十倍赔偿”。“孙银山案”采后一种观点。退货或退款是合同解除效力的体现，只应该发生在合同之债的语境之中，惩罚性赔偿作为一种法定责任，决定了其只能“赔”不能“退”。

（二）如何辨识“明知”？

首先，“明知”应限定为故意，不包括重大过失。辨识故意与重大过失，区别点在于“欲”而非“知”，即前者是有意为之，后者是无意为之。其次，违反法定义务不等于“明知”。销售者违反法定义务的事实，表明被告行为具有违法性或者过错，但该要件在消费者以侵权之诉主张填补性赔偿请求权时才具有意义。

（三）“损失”如何认定？

“十倍赔偿”规范是否以实际损害的发生为前提，学说上存在分歧。以2014年起实施的《审理食品药品案件司法解释》为分水岭，各地法院的裁判立场发生了巨大转变。此前各地法院在适用《食品安全法》第96条时，要求当事人须举证证明实际损害的存在。《审理食品药品案件司法解释》未明确采否定说，但其第15条被解读为“消费者主张食品价款十倍赔偿金不以人身权益遭受损害为前提”。“孙银山案”的判决亦采否定说，不以实际损害作为赔偿之前提。

惩罚性赔偿诞生于18世纪的英国普通法，盛行于20世纪的美国法，中国立法者于20世纪末开始在消费者保护、食品安全等各个领域推进惩罚性赔偿制度，形成了广泛的规范群。孙银山案作为对知假买假问题的一个实务回应，同时亦涉及到规范性质、规范竞合和规范构成要件等重大法律问题。法学努力的中心，应当是对看似缺乏关联的“规范集合”作体系化思考，阐述规则背后的法律机理，实现学说与实务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