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法的世俗化历程

法的世俗化：作为理性主义大旗之下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与他的同时代思想家一样，将用力的方向首要地指向对神学的批判，尽管表现在《论法的精神》之中的，主要是一种侧翼包抄、另辟蹊径式的批判。我们也许可以这样理解，在保留神创法之合法地位的前提下，孟氏对自然法与人为法的浓墨重彩的阐述，稀释了神学的浓度——将之降为法的渊源的三分之一，完成了一场法之世俗化的“增量改革”。孟德斯鸠开篇即明确批判命定论：“有人说，我们所看见的世界上的一切东西都是一种盲目的命运所产生出来的，这是极端荒谬的说法。”他继而指出：“从最广泛的意义来说，法是由万物的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联系。在这个意义上，一切存在物都有它们的法。上帝有他的法；物质世界有它的法；高于人类的‘智灵们’有他们的法；兽类有它们的法；人类有他们的法。”在孟氏看来，法的精神是一种不同于“神的理性”的根本理性，它反映着自然和政治、社会的内在规律，是一种客观实存，法的精神是一种客观精神。

　　自然法：（1）由于对生命自身规律的欠缺，人们表现出怯懦和自卑，因而并不好斗，追求和平以增长对自身和外物的知识与理解，这是自然法的第一条。（2）寻找食物以保存生命，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去推究生命之起源。（3）类属性和两性相吸等自然爱慕使生命有相互亲近的可能。（4）人类除感情之外，通过语言、文字获得知识，并经长期积淀形成文化，这样，人与人之间就建立了基于共同文化之上的全新认同关系，这是超越于一般生物间的亲近关系的新的联系——社会性。严复对此概括得更为精炼：“孟氏所标之自然公例四：一曰求安，二曰自养，三曰相助，四曰愈愚。四者之验效则成于合群。”

　　人为法：人类社会的建立，也是霍布斯丛林的形成。孤立无助的自卑感为整体性的社会所灌注的社会性所替代，个人与个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围绕利益的纠葛形成内在的紧张。这种人为的紧张关系需要通过建构人为的法律来消解。于是，国际法用以协调不同国族之间的冲突，政治法用以处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民法则用以调整公民之间的矛盾。

二、政体及其腐化

　　政体：在政体划分上，亚里士多德是按照执政者人数和政治统治的目的作为标准，提出君主/僭主、贵族/寡头、共和/民主三类。孟德斯鸠则改以政体的性质和原则作为标准，特别是政体原则成为区分不同政体的核心尺度。“政体的性质是构成政体的东西；而政体的原则是使政体行动的东西。”（1）民主政治以“品德”为原则，强调简朴、节约、勤劳、谨慎、安分、纪律，对共和国的热爱和对平等的追求是其基本精神。（2）贵族政治以“节制”为原则，宽和、节俭和适度可控的不平等是其基本精神。（3）君主政治以“荣誉”为原则，在君主国，“品德应该高尚些，处世应该坦率些，举止应该礼貌些”。（4）专制政治以恐怖为原则，恐怖的目的是平静，但这种平静并非太平。孟德斯鸠认为，这几种政体都存在腐化的可能，而往往是由政体原则的腐化开始。

　　政体原则的腐化：（1）民主政治的腐化来自平等的滥用。公民对其权利的要求甚于公民对国家的责任。当政者则放弃责任伦理，一味讨好和迎合这种极端平等的吁求，“他们向人民只谈人民的伟大，来掩盖他们自己的野心；他们不断赞许人民的贪婪，来隐蔽他们自己的贪婪”。这与其说是帕累托意义上的“精英衰落”，毋宁说是当政者与人民互动合谋的结果。不平等的精神会将民主政治导向贵族政治，平等的滥用（民粹）则会将民主政治导向专制政治。（2）贵族政治原则的腐化来自法治的崩溃。如果处于统治地位的诸多寡头贵族不能在法治框架下行事，则国家对于上层统治者来说是一共和政体，而对下层被统治者来说就是一专制政体。贵族政治若无强大外部压力又不能居安思危、戒慎恐惧，加之贵族世袭造成的社会流动性危机，就会销蚀这一政体的基础。贵族政治的致乱之源在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不平等过度、失控，转而发酵为怨恨、嫉妒和仇视。其一，贵族的荣耀建立在平民的耻辱基础之上（比如禁止通婚之类）。其二，贵族与公民纳税条件不同，这又可分为：贵族有不纳税特权；贵族以欺诈手段逃税；贵族利用所担任公职假公济私；贵族将平民变为自己的附庸从而分享平民缴纳的贡税。（3）君主政治原则的腐化来自权力的滥用。当人民以绝对平等的诉求消灭官僚制体系、摧毁专家系统，代之以扁平化的社会组织原则和决策机制后，多数人的专制由此产生；但反过来说，当君主逐渐剥夺民众的自治空间、摧毁其社会自组织结构时，君主政治的原则也被破坏，堕落为一人独断的绝对主义专制政治。特别地，当君主破坏普遍性规则，改变人们对于荣誉之获得的预期，肆意地滥施赏罚；当君主事必躬亲、大权独揽，拒绝与科层制中的其他官僚（宰相是最为关键的设置）适度分享权力甚或要集中权力，君主政治就行将毁灭了。（4）专制政治原则的腐化则是理所必然，因该政体本就属一非稳态，处于不断击穿底线继续下落的进程之中。孟氏认为，只有气候、宗教等外部环境的支撑下，才有可能达成暂时的均衡状态。“这些东西可能对专制政体的性质发生强有力的影响，但不能改变专制政体的性质，专制政体的凶残性格仍然存在；这种性格只能暂时地被制服。”

三、环境能决定什么？

　　《论法的精神》中有六章内容是有关地理环境对政治与法律制度性质影响的评述，这构成了孟德斯鸠理论的独特之处。他的这一风格并对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也有一定的影响。孟氏主张，一个国家的领土、气候、土壤、地势等因素，都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

　　（1）领土：领土小的国家适宜共和主义，否则就不能长久存在；领土大小适中的国家适合君主制；领土大的国家适合专制政治，因为国中的显要人物各怀心腹事并权倾一方，不把君主放在眼里，完全有另立中央的条件，此外，大国突发事件多，需要君主的乾纲独断和决策的快速传达落实。孟德斯鸠总结道：“要维持原有政体的原则，就应该维护原有的疆域，疆域的缩小或扩张都会变更国家的精神。”他试图以此论证开明君主制度是适宜于领土适中的法国的，《论法的精神》一书多处都流露出这种倾向性。

　　（2）气候：孟德斯鸠认为，气候影响民族心态与民族性格，继而产生与之相适应的不同的政治法律制度。他说：“炎热国家的人民，就像老头子一样怯懦；寒冷国家的人民，则像青年人一样勇敢。”寒冷的气候让高纬度地区的人民精力旺盛、自信、直爽、注意力集中、少猜忌和阴谋；炎热的气候让低纬度地区的人民精神懈怠、心神萎靡、纵欲过度、狡诈敏感。孟德斯鸠在这里表达了对印度和中国的见解，他认为这两个国家都属于炎热地区，中国的气候让人们倾向于奴隶性的服从，国民的软弱性格造就和加剧了帝国的恐怖专制。孟氏也强调，如果统治者或立法者有意识地与地域气候的弱点抗争，那是很值得赞赏的。比如中国的气候因素使人倾向于静止，统治者则通过道德说教、立法以及领导人率先垂范（皇帝参加每年的农耕活动、皇后在皇宫从事蚕织）鼓励臣民勤劳。相对地，孟德斯鸠对印度的成见则较深，他说：“过度的炎热使人萎靡疲惫；静止是那样地愉快，运动是那样地痛苦”，所以印度的宗教思想体系顺从于人的感觉，其完全的无为与静修助长了热带人的懒惰。

　　（3）地势与土壤：地势会影响政治制度，欧洲是广阔的温带，国家之间强弱相近，故多自由；亚洲是寒热两带“短兵相接”，缺少温带过度，国家之间强弱之分显明，故多奴役。平原适宜专制，山地适宜共和。“亚之地多大原，山海所分，皆成广部，至其南国，河流易干，虽有名山，上少积雪，川流较狭，不足以隔交通，是故，专制霸力之治，乃亚洲之当然。”肥沃的土壤使人们宽裕、怠惰、坐享其成和贪生怕死，造就了权力的集中；贫瘠的土地让人们勤劳、智慧、团结、勇武，导致了自由与民主精神。汤因比在其《历史研究》中关于文明起源的“挑战与应战”解释框架，亦是同理。

出处:中国法律信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