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案8.27亿元的制售假化妆品案件之所以能够成功告破，执法部门、阿里巴巴、权利人三方合作的打假模式，发挥了重要作用

法治周末记者 李含

光院墙就有近5米高，一道厚重的铁门常年紧闭，还有几条凶猛的狼狗“把守”，这个坐落于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叶邑镇的“段庄村1号”院，戒备森严。

2016年4月7日凌晨四点半，这道铁门却缓缓地从里面打开，之前已蹲守半月有余的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公安分局民警迅速进入，当场在院内查获价值2200多万元的兰蔻、雅诗兰黛、香奈儿、迪奥等国际品牌化妆品300多箱，以及大量原料、空瓶、包装盒、标签，数部灌装生产机器。后经相关品牌权利人确认，这些商品均为假货。

椒江民警查获的假冒香奈儿香水，能够明显看到logo歪斜4

法治周末记者了解到，“段庄村1号”院所牵涉到的，是一起跨越多个省份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国际知名品牌化妆品案件，涉案货物按正品估值为8.27亿元。椒江公安分局依据一条网络售假线索，在阿里巴巴公司大数据协查的全程参与下，与品牌权利人一道，深挖产销链条、打击制假售假犯罪。目前，警方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5人，其中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的有13人。

制假窝点的罪恶就此揭开。而案件之所以能够成功告破，执法部门、阿里巴巴、权利人三方合作的打假模式，发挥了重要作用。

网络售假信息牵出8亿元大案

2016年2月初，一条网上有人售卖假冒安利产品的举报信息，引起了椒江公安分局的注意。

警方通过网络信息发现，李某、柯某等人在椒江区通过淘宝店铺销售安利品牌的商品，数额较大。而通过回购该淘宝店铺产品并经由安利公司鉴定后发现，该店铺所卖的安利商品为假货。

为深入侦查此案，椒江公安分局成立专案组，联合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网警等部门，依靠阿里巴巴提供的大数据支持，分析该淘宝店铺的交易情况、仓库物流等数据，掌握了李某、柯某等人在台州的售假办公地点、存储包装仓库以及其上线——位于温州市的李某龙售假办公点。

经查，柯某、李某等人在淘宝网上销售的假冒安利系列日用品，少量货物由温州的李某龙提供，绝大多数货物来自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张某；而温州李某龙的货物，部分也来自哈尔滨市的张某。

通过阿里巴巴的大数据分析，专案组发现，哈尔滨市的张某扮演的是线下经销商的角色，不仅仅向一些淘宝店铺供货，更多的假冒伪劣商品则是通过线下渠道销售；其销售的假冒伪劣商品，除了安利产品之外，还包括兰蔻、雅诗兰黛、香奈儿、迪奥等国际化妆品牌。

而在对张某的调查过程中，与其来往密切的河南省叶县叶邑镇段某父子，其身影也逐渐浮现出来。经过阿里巴巴的数据分析，段某父子极有可能掌握着这些假货的生产窝点。

秉承着对制假售假打击源头、打穿打透的原则，椒江公安分局逐级上报，在获得公安部批准的案件管辖权以后，分别派出专案组民警赶赴哈尔滨、平顶山，继续摸查线索。

张奎勇介绍，在平顶山调查期间，专案组民警遇到了侦办此案以来最大的阻力：“我们通过排查发现，段某父子所控制的制假窝点，应该位于叶县叶邑镇段庄村内，其中一个墙高5米、铁门紧锁的小院嫌疑很大。但由于该村地处平原，四周开阔，难以找到制高点来侦查其内部情况，无人机在这里也派不上用场。”

最终，通过蹲点守候、现场排摸、扫描wifi信号等传统与现代科技结合的多种侦查手段，结合阿里巴巴调取的相关数据，专案组最终锁定这个小院就是段某父子生产假冒伪劣化妆品的窝点。

为了更加顺利抓捕犯罪嫌疑人，专案组民警放弃了在段庄村内直接抓捕的计划，而是选择在2016年4月6日，趁段某(儿)在叶县某KTV消费之际对其实施了抓捕，并将前往派出所探看的段某(父)一并抓捕。

之后，便有了开头一幕——专案组民警在2016年4月7日凌晨翻入“段庄村1号”院墙，从内部打开铁门、查处制假窝点。而与此同时，哈尔滨张某也由民警于2016年4月6日抓捕。

依靠段某父子、张某的线索，专案组顺藤摸瓜，2016年5月至6月期间，在广东省广州市为段某父子提供制假原料、空瓶、包装盒、标签的上线犯罪嫌疑人刘某、尹某等，哈尔滨市另一位售假经销商张某友，以及在广东省汕头市制售假冒安利产品的犯罪嫌疑人郑某等，悉数到案。

历时四个半月，这起跨越浙江、黑龙江、河南、广东等多省的制假售假案，终于侦查完结。而在上述多地所查处的假冒安利、兰蔻、雅诗兰黛、香奈儿、迪奥等知名化妆品、日用品，总计1200多箱、正品估值约为8.27亿元，将椒江警方安排的仓库堆得满满当当。

椒江民警介绍仓库内所缴获的假货

阿里打假队去年协助公安破案469起

台州市椒江警方破获的此案，只是阿里巴巴近年来利用大数据与警方合作破获的典型案例之一。

2015年11月，宁波海关截获一批走私假冒润滑油，在阿里巴巴大数据协助下，警方发现该批润滑油是从马来西亚生产灌装，从义乌、广东等地流入国内。经过一年多的调查，2016年6月在公安部经侦局的指挥下，浙江、广东警方抓获犯罪嫌疑人11名，成功查处广东番禹区、天河区、金华义乌仓库3处，查处假冒“美孚”“壳牌”“嘉实多”等品牌假冒润滑油近万件，通过排查销售合同、清单等，预估总涉案金额上亿元。

2016年5月，阿里巴巴大数据协助警方对制售假冒品牌运动鞋重灾区福建莆田地区进行深入摸排，锁定多个制售假鞋窝点，在莆田执法部门的努力下，共查处假冒鞋服案件7起，假冒Adidas、Nike等品牌运动鞋近6万余双，假冒品牌运动服约10万件，总涉案金额达7200余万元。

随着阿里巴巴联合警方打假的行动如火如荼地开展，阿里巴巴的一支神秘团队，也逐渐从幕后走到台前。每次打假行动的背后，这支团队都会前往一线，与办案民警们一同调查，奔波于全国各地，随时为警方提供、分析着阿里巴巴平台所能掌控的数据信息。

这支团队，就是阿里巴巴于2016年1月在成立平台治理部的同时，专门成立的“打假特战队”。

法治周末记者了解到，“打假特战队”不隶属阿里集团任何某个具体业务团队，而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该团队横跨各个业务板块，必要时可以充分调动集团从尖端技术到数据等各类资源。

在这支“打假特战队”中，既有从警15年的老警员，也有企业资深法务、法学研究生、前政府职员、计算机工程师等。他们通过运用大数据手段，识别售假线索、锁定犯罪嫌疑人、分析串并背后团伙，然后根据警方需求批量输出线索用于侦查破案。

2016年，“打假特战队”向执法部门推送线索共计1747条，平均每天要分析挖掘并推送4.7条线索；而在2016年，“打假特战队”协助公安机关破获案件469起，平均每天破获涉假案件1.2起，共抓获涉假嫌疑人880名。

王韬(化名)曾是浙江省杭州市公安系统中的一员，目前是阿里巴巴“打假特战队”的资深专家。他告诉法治周末记者，“打假特战队”成立初衷，就是希望能够将阿里巴巴所掌握的制假售假数据，与线下打假工作更有效地结合起来，通过对制假售假链条的深挖，从根源上打击制假售假行为。

“打击假货的工作如果仅仅局限于平台自身，只会治标不治本——一些被阿里巴巴打击下线的售假商家、假货，如果不从根源上打击，很快就会改头换面在其他平台上出现。从整个社会来看，假货问题依然存在。”王韬表示，“我们需要对整个制假售假的产业链进行威慑，而不是只保证阿里巴巴一方净土。”

王韬坦言，这样的打假模式，成本很高，对“打假特战队”队员来说，也是十足的考验。

“每一条长线跟踪的假货线索，往往面临着跨省市乃至跨境打击的难题，人力、物力资源投入很高；而打击假货，面对的都是社会的阴暗面，连续几个月的奔波是家常便饭，这也会给特战队员带来巨大压力。但即便如此，我们特战队员依然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影响深远的事情，即使承担了很多压力和困难，也愿意趟出一条路。”王韬表示。

“治假团队预算无上限、进人无上限！”马云的这条承诺，王韬在采访过程中多次提起。在他看来，这既是阿里巴巴打击假货的决心，也是“打假特战队”的一颗定心丸。

也有权利人对售假“视而不见”

在打击制假售假上，品牌权利人也在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安利(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商业合规调查总监沈实现深度参与了台州市椒江警方破获8.27亿元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国际知名品牌化妆品案件的侦破过程，他在接受法治周末采访时表示，在类似的制假售假案件中，如何确定假货，往往是案件的关键环节。

“很多案件中，由于品牌权利人的参与程度不高、假货鉴定流程缓慢，执法机关很难认定涉案嫌疑人的违法犯罪事实，进而拖延整个案件的调查进度。”沈实现指出，品牌权利人快速、精准地认定涉案商品的真假，才能让执法机关在查处相关案件时有信心。

沈实现介绍，安利公司一直非常注重打击假货，2012年，专门成立了商业合规调查部门负责相关工作。

“现在很多品牌权利人都没有专职人员处理打假事务，而是将打假的任务交给外部调查公司、知识产权代理公司去做，但我们没有，完全是公司内部人员打击假货，并且直接跟各大电商平台沟通。”沈实现表示，多年的打假经验表明，这项工作只有抓在自己手里，才能全盘掌控，同时减少不必要的沟通成本，“每次与执法部门、电商平台联合开展打假行动时，我们公司都会抽调两名工作人员，全程参与，随时为执法部门和电商平台提供必要的鉴定结果等支持”。

法治周末记者了解到，此次在台州市椒江警方奔赴四省开展侦查工作的过程中，安利公司便有专人陪同前往，在查获相关商品的现场，就能在第一时间通过产品外包装等信息初步认定是否是假货；同时，安利公司工作人员还会向安利公司总部反馈查获商品的产品批号，由总部出具书面鉴定报告。

安利公司出具的鉴定报告

在如何能够更高效地打击假货这一问题上，阿里巴巴也在不断探索。2017年1月16日，在阿里巴巴的倡议下，全球首个“大数据打假联盟”在杭州成立。阿里巴巴与首期入盟的约20个创始成员发布《共同行动纲领》，致力于依托大数据和互联网技术，让打假更有力、更高效、更透明。

据了解，阿里巴巴大数据打假联盟采用定向邀请制，首批入盟的成员包括Dulux、LV、施华洛世奇、赫基集团、地素、资生堂、安利等约20个品牌；而除了品牌权利人之外，浙江等12个省市公安、工商等行政执法部门也加入其中。

“阿里巴巴所倡导的执法机关、平台、权利人三方合作打假模式，极大地提高了三方沟通协作的效率，让参与各方能够群策群力，知道每一个阶段工作开展的进度、需要的支持，以及下一个阶段的工作将如何开展。”沈实现表示。

然而，并非所有的权利人，都如沈实现一般看待打假问题。法治周末记者了解到，在阿里巴巴筛查出的售假信息中，一些权利人怠于进行相关鉴定工作，甚至对售假现象视而不见，从而导致打假行动无法顺利开展。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品牌权利人告诉法治周末记者，这些权利人之所以对打假态度模糊，除了对打假投入不够导致力不从心外，担心品牌美誉度受损、市场销售量减少等心理也是重要因素。

“一些权利人认为，打假越多，证明品牌假货越多，对于品牌形象而言是个污点。而打假导致的假货减少，客观上也会导致市场上该品牌的曝光量减少，进而会影响其销售热度。”该品牌权利人表示。

打假一线执法难题待解

相比于一些权利人对待假货问题的模糊态度，如今制假售假问题所呈现出来的新趋势，则更加让一线办案人员头痛。

王凯(化名)是某省公安厅经侦总队知识产权支队一线民警，他指出了当下在整治假货问题上的几个难点。

“首先，制假售假的职业化程度进一步提升，产业化分工进一步明确，整个犯罪产业链也进一步分散。”王凯表示，现在很多假货都是分散在不同的代包工厂生产的，然后再到一个作坊里去组装；如果仅仅查到一些没有贴上侵权商标的原材料、包装盒等散货，以现有的法律规定，根本无法指认这些材料属于假冒伪劣商品。

沈实现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在他经手的一起打假案件中，涉案嫌疑人便是将产品标签、包装瓶、灌装原料分开存放，根据下家的订单数量来安排生产，“下家要进多少货，他就生产多少，没有存货。这样一来即便查到他的工厂，也只能看到一堆没有确定用途的原材料，难以认定其制假售假”。

其次，王凯表示，借助于互联网的隐蔽性，目前一些制假售假者往往会利用VPN网络代理的方式，来伪造网店所在地，并联合当地物流商伪造发货地址，让执法机关难以追查，“甚至在货款支付上，一些制假售假者也会考虑利用物流代收，来规避资金流向监管”。

法治周末记者从台州市椒江警方了解到，在其破获的上述化妆品制假售假案件中，分散于各地的犯罪嫌疑人之间，有的甚至互不相识，仅凭几条短信便沟通发货，而且相互之间大多以现金结算，通过物流代收货款，不直接发生资金往来关系。

此外，倒卖身份信息、银行账户信息等网络黑产导致网店经营者真实身份难以查询，网络店铺因刷单而导致销售记录虚高、如何认定过往的真实销售记录，制假售假者惯性大、累犯现象屡见不鲜，执法部门的现实办案能力无法处理大数据时代海量线索等问题，都是王凯在日常工作中所要面对的。

“现行法律规定中对制假售假的处罚依据相对模糊，执法机关对案件定性难、定量难，立案后进入司法程序更难。一些特殊情况下，执法机关打击制假售假只能通过多个部门开会研究，达成会议纪要后，明确相关标准和细则，才能开展行动，但这肯定不是长久之计。”在王凯看来，解决目前执法部门在打击制假售假上的难题，既需要社会各方的通力合作，也亟待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