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互联网时代，当我们的生活中出现某个痛点问题时，我们会以设计一款“产品”来解决这个痛点，比如滴滴打车解决了“打车难”痛点，共享单车解决了“短途出行麻烦”痛点等等。

那么，如果我们把目光聚焦到检察领域，这个行业所面临的一个痛点就是“如何又快又好地办一个案件？”“快”就是指高效、办案时间短；“好”就是指公正，办案没猫腻。为解决这个难题，上海检察机关探索出“上海检察改革”样本。

也许你会觉得抽象，不过如果把“上海检察改革”比喻成为一款能解决检察领域痛点的一款“产品”，是不是就比较形象了？

“上海检察改革”经过最初的设计与实施，已经上线了一些基础功能，如“员额制”“司法责任制”“检察官职业保障制度”等等，初步解决了“人”与“案”的管理问题。

为了更高效地解决影响“又快又好办案”的深层次问题，“上海检察改革”不断优化升级至2.0版，上线了许多新功能，只为不断达到解决痛点的目标。

上海检察机关按照员额制共遴选出1556名检察官，那么如何优化检察官和案件之间的资源配置，避免出现检察官员额分布不均匀、人均办案量失衡，就成了需要解决的问题。

“为此，上海市检察机关构建了统一开放的检察官遴选调配平台，按照岗位需要和办案量来配置检察官员额，重点向人案矛盾突出的检察院倾斜。” 上海市检察院政治部主任阮祝军介绍，“比如2017年入额遴选，我们对部分人均办案量较大的基层院，会适当增加检察官员额名额。”

如果形象点理解，可以把这个功能理解成类似“滴滴打车”的原理，就是哪里案件多，就往那里多派配置检察官员额。

检察官被配置到合适的办案岗位上，那么他对案件都有什么样的处置决定权限？会担负什么样的责任？哪些事情是检察官自己拍板就能定的？哪些事情还需要向检察长汇报才能最终做出决定？明确权力的边界，才能更好地行使权力。

对于这些问题，上海检察机关曾出炉2015版检察官权力清单，对全市三级院司法办案中检察官的办案权力作了详细的规定，较为清晰地界定了检察官的权力界限。而今年，又升级为2017版检察官权力清单，持续向一线检察官授权，同时还强化了检察官的办案权责意识。

目前，上海各级检察院检察官可独立决定的职权共141项，检察官或主任检察官决定、但需提请检察长审核的职权共66项。部分基层院还结合工作实际，对检察官权力清单作了进一步深化，如上海市奉贤区检察院将检察长行使的67项权力中的38项权力授权检察官行使，比例高达56.7%。

最大限度突出检察官主体办案地位的实践

司法责任制的精髓在于权力到位，才能责任到位。那么向一线检察官持续放权，究竟放到什么程度才合适？什么样的办案组织能更加突出检察官在司法办案中的核心地位？如何才能打造更专业化的检察官队伍？

针对这些问题，上海市检察院做了一个向检察官“充分放权、充分激励”的实践，在浦东新区检察院探索试点了4个“命名检察官办公室”。

“命名检察官办公室”以检察官名字直接命名，按照知识产权、金融、网络犯罪以及涉外、未成年人重大疑难案件等进行专业化划分，由命名检察官、检察官和检察辅助人员组成，以办理专业化类案和部门重点案件为主要责任。

如施净岚检察官办公室主要就是办理金融、知识产权和职务类犯罪案件，办公室设置为命名检察官1名，检察官2名，检察官助理2名，检察辅助人员1名。

“我除了享有《上海市各级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权力清单》中规定的权力之外，还享有实体及程序性决定权，直接对检察长和副检察长负责。” 施净岚检察官认为这种“充分放权”带来了很大的变化，“最大限度实现了去行政化，检察官的司法独立性大大增强了，审批流程简化，办案效率也提高了，当然随之而来的责任担当也更大。”

自成立以来，施净岚检察官办公室共受理审查起诉案件80件86人，其中包括职务犯罪类、涉众侵财类、侵犯知识产权类等疑难复杂案件24件29人，占比30%，超过其他检察官同期办案的平均量。

入额的正副检察长办案有了标准

“检察长首先是一个检察官，既然是检察官，就必须办案。检察长要求其他检察官规范执法办案，首先要自己带头规范。”上海普陀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唐敏说道。

但是检察长因其管理职能的特殊性，该办什么类型的案件？该办多少案件？又该怎么办案？这些都是需要待规范的问题。

为解决入额领导干部办案随意性较大的问题，上海检察机关对正副检察长办案提出了办案类型、办案数量等硬性要求，同时还进一步明确了办案的具体形式。

“我们的计算机分案系统在分配案件时，都会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优先分配给正副检察长。”阮祝军说道。“另外，司法权是关系到公民切身利益的重大国家权能，正副检察长除了直接办案之外，也要对检察官决定的案件进行审核审批，必要时还得调阅卷宗、复核证据、听取辩护人意见。”

上海市检察机关各级检察院正副检察长2016年共直接办理案件1500余件，审核审批案件38674件，其中改变案件事实认定或罪名认定800余件。

以技术手段控制“检察权不任性”

无论是普通员额检察官、命名检察官、还是正副检察长，司法办案绝对是主业。那么，如何保证检察官在办案过程中客观公正地行使手中的权力呢？

上海检察机关给出了解决方案：只要让检察官司法办案的全过程变得规范透明就可以了啊！ 

科技不仅改变你我的生活，科技也改变了检察官的办案方式。上海检察机关也是很善于运用互联网技术的，比如通过他们自主研发的“司法办案场所预约系统”可以实时监控检察官在司法办案场所的审讯、讯问等司法行为。

又比如，通过“检察官执法办案全程监控考核系统”，可以对检察官办理案件的每一个环节进行规范，对重点环节容易出现的问题及时预警，对案件的每一个处理决定进行全面留痕。

通过技术手段让检察官执法办案全流程“看得见”，这也意味着检察官不可以任性用权，就可以最大程度避免人为干预，让办案结果更加公正客观。

把控案件质量 提高办案质效

检察官依照规定职权办完一起案件，这起案件的质量怎么样？是不是合格？有没有瑕疵？就像你买的每个商品都需要经过质量检验一样，检察官所办理的案件质量当然也是需要检验和监督的，这也是促进规范司法的一项重要手段。

因此，上海检察机关构建了一套专业的案件评查制度，专职评查员由资深检察官担任，特别是把各级院专职检委会委员作为案件评查主体，推行“15+10+专项”的案件评查模式，即必须评查捕后不诉、诉判不一、导致国家赔偿等15类案件；随机评查检察官已办案件，比例不得低于10%；专项评查涉及民生民利和群众关注的案件、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新类型犯罪案件。

同时他们还自主研发了一套案件质量评查软件，将评查流程及评查结果电子化，利用评查软件强大的统计查询功能，分析检察官在办案中常见、多发的问题，以帮助检察官提高办案质量。

解决检察官工作如何考核问题

检察官的工作做的好不好，谁说了算？除了办案之外，评价一个检察官工作质量还有哪些维度？

如何对检察官进行科学量化的绩效考核，上海检察机关的探索就是“检察官司法档案管理系统”。通过“业务档案”“通用类考核”“社会评价”三个维度，这项系统可以对检察官是否依法履职、办案数量多寡、办案质效高低、职业素养优劣进行全面客观评价，并计算出相应的分值，作为检察官等级晋升、奖惩的重要依据。

同时，这项系统也为实现员额检察官有序进出提供了客观依据。“比如一个检察官年度考核总分低于60分，当年考核评定就是不称职；如果连续两年考核评定都不称职，就应当依法提请免除其检察官职务了。”上海市闵行区检察院检察长孙静举例解释。

所以，检察官的工作做的好不好，最客观的评价还是“数据说了算”！

看了这7个新功能，你是否对上海检察改革2.0版的新探索有了更多地认识和了解呢？如果你有什么想法或者观点，欢迎在评论区给正义君留言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