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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一线体育老师的“宏观体育”

重庆 李俞楠 动商研究中心 2019-08-31

开 篇

“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于一个莎士比亚戏剧中虚构的人物,不同阅历的人生对于哈姆雷特的认识也是千差万别,这是对于单一个体多元呈现的表达方式。那么对于体育而言,是否在我们不同的人眼中也存在多元的意识和形态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这里我仅作为一个体育教育者、也是体育爱好者,来谈一谈我眼中的体育。】




要清晰准确的定位体育这个概念,我以为,需要我们相对的来看体育,正如我开篇提到的体育本身具有多种意识和形态,而如何更完整的来概括体育的含义、分析体育的价值,则需要把体育放到人与社会这一个相对的环境当中来对待,毕竟体育是以人作为作用主体的,同时,体育的存在也伴随了人类整个文明发展史,且从来没有完全消失过。


在哲学中有黑格尔“存在即合理”的说法,也从体育现实的角度印证了体育的合理性,但是就现在中国的体育环境而言,我觉得用经济学中的“长尾效应”来描述更加贴切,其反应的正是一种社会需求阶段性差异的状态。而我想谈的就是基于多种认识下建立起来的大体育观下的体育。





首先来谈宏观体育,我所谓的大体育观的一个方面是宏观的体育意识构建,在这个体育的意识中,不是将体育放大,而是将体育缩小来观察,只有缩小体育才能看到体育的全貌,即宏观体育。


将体育缩小就意味着把体育的周围环境放大,这个环境就是现在、中国、社会、经济、教育体系下的体育部分,在这个环境中体育所面临的问题与困扰就是现实体育的定位——面对如今国家和社会发展构成目标与境遇下体育的本身。





《周易》言事,总是将天、地、人看成一个整体,综合各种因素列成卦象,统筹考虑其利害得失。如果把国家社会环境比作一个有机整体,体育就相当于是位于其间的一个器官,甚至是一个细胞,作为整体当中的个体,体育相对于社会的其他组成部分,如经济、生产、文化、科学、环境等,就具有共性和独特性双重特征。共性是基于共存共生环境之下的统一规则, 而独特性则是基于整体之内功能差异导致的不可替代。


为了实现共存共生,个体与整体的其他部分也必然形成一种、乃至多种复杂的交互联系,这种联结是多元的、紧密的、不可分割的,在联系中,各组成部分间时刻都在发生着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纠缠,并最终趋向一种稳定和平衡的状态。


在这里所谓的稳定是指个体间的、整体的稳定,而不是个体的稳定,同时,稳定也指相对的稳定而非绝对的稳定,相对稳定就是一种平衡。同样,这里的平衡也是指整体的平衡而非个体的平衡,同时,这种整体平衡也不是多个局部的绝对相等,这是基于一个大环境之下不同部分因为功能差异,会造成使用频率和得到的补给也不尽相同,整体的不均衡发展势必会造成个体发展的不平衡,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融合过程。





正是基于这样的条件,体育的定义其实不是独立于社会之外产生的,要完整的查看体育,则必须把体育放到相对于体育不同的环境中去,观看其发展和变化的过程,所以,我给体育找了几个不同的参照系来对照。


从时间线上历史的演变来看,体育一直是身体机能发展和提升的重要手段,远古时代,基于捕猎和采集的生产方式,对于攀爬、投掷、奔跑、跳跃等技术具有强烈需求;农耕时代,生产方式转为养殖和耕种,生产力虽对身体的有所依赖,但程度已经有所降低,同时,体育还逐渐衍生出了以身体为主的竞争性游戏和其他活动形式;抢夺资源、战争出现,体育开始服务于军事,作为战斗力的主要指标。但是到了工业革命之后,人的生产劳动被机械逐渐取代,跟机械相比,人单纯的体力生产开始出现明显的局限性。因此体育的价值才开始逐渐发生变化,由生存必需品变成了生活非必需品,体育也从服务于生产与生活逐渐过渡到服务于除开生产之外的生活,体育的功能开始真正向健身、竞技、娱乐(欣赏体育赛事等)和休闲的方向发展。


到现在以互联网经济为主的信息时代,智力因素和科学技术已经成为优质生产力的代名词,体育则几乎完全集成在了以健康和娱乐为主的产业链当中。





其次来看我国的体育现状,把国家作为参照系。中国从1952年就成立了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贺龙就任第一任体委主任,同年6月10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确定了新中国的体育发展之路, “但是在50年代初国家体委对体育进行独家领导和管理的模式,造成了以搞运动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中国群众体育,不利于调动和发挥其他行业部门系统的体育积极性。进入60年代,由于经济困难的国内形势,再加之国际反动势力对我国采取的封锁、孤立政策,我们只能在有限的物质条件下优先保证竞技项目中的几个重点项目的发展,以实现重点体育项目的突破。所以当时国家体委的实际操作就是在群众体育工作上,提出一些原则性的指导意见和原则,而不可能进行更具体的组织实施措施。” 


1978年12月18~22日在北京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从而确立了提高生产力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目标。


在国家发展经济的大前提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成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要基调,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通过优先发展科技,提升生产力的举措,结合中国人口和劳动力优势,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也成为军事大国、科技大国,甚至是体育大国,其间所花费的时间,只有短短的40年,却完成了西方国家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到现在接近200多年的事业,显然创造了“中国奇迹”。但是也在这种集中发展经济的浪潮下,造成了诸如文化等多方面发展的相对滞后,文化建设、基础教育和体育等部分在这个阶段仅仅处于被“养活”的阶段,这就是局部发展服从于整体发展的实际,也是国家强盛、社会发展目标下所决定的:作为社会整体而言,经济发展、科技创新才是国家强身健体的根本,如果经济不发展,其他所有的器官都不可能得到充足的供给,体育也是如此。





还有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40年,是一个人的大半生,但是对一个国家而言,确实还太年轻,教育的成败不经过一代人或许都不能够验证其结果,文化酝酿甚至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沉淀,而西方在教育和体育的探索,已经在社会发展和变革中走了上百年,反观中国以精英选拔和自然科学发展为前提的高考,淘汰了落榜的学子,也淘汰了人文学科与体育健康,这不仅仅是教育不均衡的问题,更是中国经济暂时无法解决教育均衡的问题——大学少,好的大学更少,教师不够,好的教师更不够。


中国体育与西方体育比较,特别是同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体育还略显得青涩,其中有经济水平的支持力度,同样还有传统文化的积淀,西方体育,包括学校体育,其先进性也是得益于西方环境与土壤的培育,具有强烈地方特点,很多人都觉得西方的模式好,但是完全照搬不见得就可以适应中国的国情与实际,经验是可以借鉴的,最终的过程与方法也必须要放在中国现实中来进行合理科学的培育,通过找到真正适合中国体育发展的现实方向,才能结合国外的先进思路总结出一套真正适合国内发展的运营管理模式,这就是西化与本土化的问题,也是体育在国际参照系下的一个定位。就西方文化与中国本土实际的结合来说,中国共产党的选择无疑是正确的,只有把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才被证明是合理的。


所以,关于中国体育现状一切问题的出发点都要立足于国内体育环境本身,把体育放在相对的国内经济形势、社会发展、时间进程等参照系中来进行定位,而这就是体育的相对性质,而这里的体育只能是相对体育,在宏观中,它必须适应更宏观的发展和需要,绝对体育只是一个微观概念,在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完全脱离时代背景的绝对体育是不存在的。


体育本身的发展要适应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需求,需求的产生是基于整体环境的时代特征,面对如今体育的若干问题,我们不难看出其发展相对而言是处于滞后的阶段,这种现象的出现国家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寻求整体平衡与发展的一种倾向性割舍。要建立新的平衡就必须打破现有的平衡,重新调整各方面的权重与发展比例,但这不依赖体育自己的目标与方向,这要靠整体的目标与方向的调整。




打破平衡需要三个条件:一、国家意志;二、社会需求;三、体育本身。





一、国家意志。


中共中央政治局2016年8月26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会议认为,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


在2017年10月18日召开的党十九大中,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明确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要“‘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要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兼顾“全民健身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筹办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十九大报告为中国未来群众体育工作提出了大健康观,明确了建设健康中国的路线图,这也为党和国家从单纯的竞技体育转而对全民健康状况的关注释放出了强有力的信号。今后,伴随着经济不断稳定的保持发展,人民生活的基本问题将日益得到改善,在“全面奔向小康”的目标指引下,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定会稳步提高,收入增加了,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投资健康,投资健身,这也就是国家层面的意志变化引发社会需求的广泛变革。





二、社会需求。


社会需求才是制约体育发展的瓶颈,只有社会有需求,体育产业才可能是蓝海。可现实的情况是国家经济发展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就整个生活和生活水平而言,中国绝大多数家庭都还是处于刚刚摆脱贫困。我们这一代、更包括我们的父辈,社会生产力低下,价值产出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更多,身处中年的我们,家庭的重担压迫得我们无法再找到运动的热情,这是借口,也是事实,群众健身的主体现在仍然还是生活比较悠闲的退休老人。


学校中,青少年更是体育工作落实不到位的重灾区,学校的学习围绕高考升学而产生的一系列目标设置,让学校、家长和学生的需求都仅仅集中在高考上,由于体育没有高考的考核,学校体育课程被家长和学生严重边缘化。学校体育工作被忽视,不是国家不重视,不是学校不重视,也不是体育教师不给力,而是社会需求没有达到家长的预期,加上体育课时不够,家长和学生对于体育功能和价值的认识缺乏,从而更促成了学生的逃避。


可喜的是,伴随着国家政策和发展愿望的调整,人民的经济水平还将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同时,通过自我的不断学习、积累经验,借以提高生产力、增加工作效率,让极大程度的为我们松绑,未来几年内,人们将比以前更加关注健康,也必然更舍得投入,而这一切都得益于收入的增加:只有收入增加了,对于体育对于健康的投资也才有可能增加。





国家的转型,必然带来社会需求的变革。(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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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刘晓丽

图片来源 | 网络

dongshangyjzx@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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